根据《北京协和医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协科研发〔2025〕43号）规定，对“一种针对RDH12突变的基因治疗药物”科技成果的成果转化相关事项公示如下：一、成果名称及简介：成果名称：一种针对RDH12突变的基因治疗药物成果完成人：睢瑞芳、周芸羽、邹绚、周庆璋、李雅玫、卫星、姚凤霞、回相宜、谢若天二、拟交易价格：168万元及销售额5%提成三、价格形成过程经发明人同意，并与北京因诺惟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协商，双方同意以专利权转让方式实施该科技成果转化。特此公示，公示期15日，自2025年11月5日起至2025年11月20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实名反映。公示人：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联系电话：69155708科研处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2025年11月5日
2025.11.05
今年是我国内分泌学奠基人刘士豪教授诞辰125周年。为了大力弘扬刘士豪教授严谨求精、开拓创新的研究精神，激励和培养内分泌代谢领域的青年学者，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分泌重点实验室（北京协和医院）设立“刘士豪青年研究基金”项目。该项目旨在吸引内分泌代谢领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人员，开展创新型合作研究。欢迎相关青年医生和科研人员踊跃申报。现将2025年度刘士豪青年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指南公布如下：一、指南内容项目应紧密围绕实验室重点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具有创新性。重点支持以下方向：方向一、慢性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评估、早期诊断和合理干预方向二、内分泌肿瘤的精准诊疗方向三、遗传性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本年度计划支持一类课题5项，资助额度为10万元/项；二类课题10项，资助额定为5万元，研究期限为1年。二、申请人资格1．国内、外医疗机构或大学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医学、生物学领域的相关工作人员。2．申请人必须与至少一位重点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合作申请。3.申请人年龄在45岁以下（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三、优先考虑资助课题原则1、研究课题符合指南研究方向。2、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分泌重点实验室（北京协和医院）固定人员共同承担国家任务或合作申请重大基金。3、在学术上有重大价值并经评审讨论通过的研究课题。四、申请办法申请者下载项目申请书，同时填写好一式三份纸质申请书，经所在单位同意盖章后，于2025年11月30日前寄送，同时提交电子版。逾期将不予受理。申请的课题由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分泌重点实验室（北京协和医院）审查、评审及批准。五、联系方式联系人：张茜联系邮箱：zhangqian6088@pumch.cn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1号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邮政编码：100730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卫健委内分泌重点实验室2025年度刘士豪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书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卫健委内分泌重点实验室课题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卫健委内分泌重点实验室2025年度刘士豪青年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2025.11.05
人物小传周玉淑（1939年8月1日—2025年9月11日），出生于河北乐亭，著名急诊医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教授。1964年毕业于吉林医科大学，同年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64—1980年，历任内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1980年8月至急诊室工作，1982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重视和加强急诊工作》，1983年4月，协助邵孝鉷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中国第一个完全独立建制的急诊科。1993—1997年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周玉淑长期扎根内科和急诊临床一线，尤其在血液病急症、内科急症以及跨专业急症的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曾获北京协和医院医疗成果三等奖3项，获医院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等荣誉。曾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急性中毒防治组组长，北京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医生杂志》副主编，主编论著《现代急性中毒诊断治疗学》。2015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精彩瞬间访谈节选矢志从医终圆初心严晓博（以下简称“严”）：周教授您好！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周玉淑（以下简称“周”）：我是周玉淑，1939年8月1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胡庄村，那儿人多地少，而且都是盐碱地，比较贫困落后。我的祖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为了改变家里经济状况，让我父亲闯关东，和乡亲们到东北做学徒。后来父亲做了会计，走了经商这条路。我母亲是一个朴素的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但对家庭照顾得很周到。▲周玉淑（中）与父母的合影严：请您谈谈小学和中学的求学经历。周：我出生在旧社会，当时日本鬼子侵略东北，我父亲经商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以我的童年可以说历经灾难。1947年刚入小学没多久，因为战事，母亲带着我和十几岁的表哥徒步到沈阳，买火车票奔到天津，在天津暂住了三年，我再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念。天津和北平解放以后，我们才回到东北，小学三年级的我又插班到长春西五马路小学。得益于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我很快跟上了进度，学习成绩还不错，特别是班上曹锦华大姐把我当成小妹妹一样照顾，我很感谢她。初中毕业时，我因品学兼优获得了“三好学生”称号，被直接保送到长春第十一高中，高中毕业时也获得了优秀毕业生证书。我的志愿是学医，最后如愿被录取了。▲1956年初中毕业时，周玉淑（一排右三）与老师及同学的合影严：您当时为什么想学医？周：七八岁时我就萌生了这个愿望。那时我身体很虚弱，常有点小毛病，严重时母亲就带我到医院去看病，我看见大夫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手里拿着手电筒和压舌板，给我查一查、开点儿药，回去一吃过两天就好了，所以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神圣，能把别人的病治好，我将来也想做这样的人。为了实现学医的愿望，考大学时，我前三个志愿全部报了吉林医科大学。第一志愿是医疗系，第二志愿是儿科系，第三志愿是公共卫生系。通过努力，我的成绩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分数线，但学校统筹考虑，把我分到了公共卫生系。我很理解，无论哪个专业我都会全力以赴地学好。就这样，我成为了吉林医科大学的一名医学生。严：您当时在吉林医科大学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周：那五年还是很艰难的。我们1959年入学，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粮食短缺。当时学校食堂十人一桌、轮班分饭，我饭量小，就尽量每天早去，自己少分一点，给饭量大的同学多分一点，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两年的基础理论课学习以后，我们就要进入临床。因为吉林省广大农村和基层需要补充大量医疗新生力量，按照省里的指示，学校把三个专业全部改成了医疗专业，我又回到了初衷。除了学习以外，我们那个年代很注意劳动教育，我参加过学校基建队的建筑工作，农忙时学校还会组织我们下乡，跟农民一块儿收麦子。虽然手磨出泡、很累，但是大家很高兴。很快就到了最后一年的生产实习，要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打基础。学校选择把我们班送到外地一个小城市的部队医院，给我们一个独立锻炼、接受考验的机会。当时班级团支书因病休学了，老师让我接替担任，负责安排我们在外地学习和管理的相关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实习，结业时都得到了好评。最后我们有15名同学很荣幸地被北京协和医院选中，成为了这里的住院大夫。▲1964年从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15名同学合影。前排左起：贲雅信、薛桂荣、周玉淑、刘秀琴、华桂茹。二排左起：狄亚芬、宋明家、杜永昌、张宝泉、宗淑杰。三排左起：郎景和、江国柱、姜永金、于宗河、石健民。初入协和恩师引路严：您对协和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周：1964年毕业后，医院人事处王来荆老师把我们从北京站接到了协和医院。一看见协和的老楼，我很震惊，没见过如此宫殿一样的医院，觉得很荣幸能在这样一个医学殿堂学习本领。第一年我们是双重任务，既做住院大夫，也有再次生产实习的意味，经历了24小时住院医师负责制培训，为之后的成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严：您觉得协和培养医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周：我觉得最大特点是让大家以病人为本，这是24小时负责制的意图之一，另一个是让大家年轻的时候好好下功夫，要吃苦、努力。记得科主任在我们上岗教育时说：“你们要学会吃饭、学习、工作和休息。”我后来在24小时负责制的实践中深有体会。协和当时给我们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一直到现在都觉得非常有用。▲1964年8月，周玉淑在天安门前留影严：从1964年到1980年，您在内科成长为了一名主治医生，这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周：我们这一代人做住院大夫的时间非常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协和对于年轻的住院大夫依然按照低年资住院医、高年资住院医、总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的标准来培养，所以虽然近15年没有晋升，一直是高年资住院医师，实际我们已经在做主治医师的工作。后来我进入了血液组，非常感谢内科安排了张之南[1]教授“一对一”地指导帮助我。张之南教授除了带我做好医疗工作以外，还训练我的经验总结和撰写能力。因为他是《中华血液学杂志》的编委，收到文稿后他先审改、再让我看一遍，我从中受益匪浅。张之南教授和王爱霞[2]教授还是我们医院倡导中西医结合的老师。我们虽然是血液科的，但都认真学了一些中医，根据患者的病情扶正祛邪，给出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在我下到基层的时候，利用中草药也能给病人服务，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严：您还接触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协和老专家？周：在协和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四位专家。第一位是毕增祺[3]教授。当我作为一个医学生，一头雾水地进入协和内科做住院大夫兼实习大夫时，我遇到了非常慈祥的毕老。他为人正直、要求严格、原则性很强，但是非常善于帮助人、关心人，从关心当中让你得到克服困难的勇气、增强学习的信心。逢年过节想家的时候，毕老和他老伴王来荆老师都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让我们在异乡得到了家的温暖，所以感觉内科确实是个大家庭。第二位就是我加入血液组后遇到的张之南教授，非常支持、关心我。当我表达了有意向去做急诊医学、离开血液组时，他一拍大腿，笑着对张安[4]教授说：“好啊，让小周去急诊，咱们血液病的急诊病人在那儿就有人照顾了！”第三位是邵孝鉷[5]教授。这几十年我们一直互相陪伴，从急诊创科到现在一路走过来，我们两个是黄金搭档，我永远配合邵老，邵老是我的后盾和主心骨，是我们急诊医学和急诊科的老前辈，我很感谢邵孝鉷教授对我后半生的帮助、支持和指导。▲邵孝鉷教授（左）与周玉淑教授（右）另外，陈敏章[6]教授当时也是消化科的骨干，我认为他是全面发展的教授，人员紧缺时，他和张之南教授两位高年资大夫轮流值24小时，承担了管理整个病房的工作，做事井井有条，病人平平安安，给科里的年轻人作出表率。这些老专家对于工作严谨科学的态度、认认真真的工作原则和踏踏实实的做人品格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是他们让我在协和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直到现在我还是念念不忘。淬炼于野“全科”实践严：可以谈谈您参加医疗队的经历吗？周：我参加的短期医疗队有抗震救灾，一般是三个月左右。还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7]的救治，当时条件不像现在那么好，抢救时有的孩子出现了呼吸衰竭或者一口痰憋住，我们垫几块纱布，甚至直接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大家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地工作。新疆马兰基地的工作，我也去了将近三个月。不能让大家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在大家视线中消失了很长时间。对我来说，不光是工作上的锻炼，同时也受到了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1968年，我参加了支援祖国“三线建设”的医疗队。按照卫生部指示，协和指派了8名各个专科的大夫、护士到四川山区，为当地的工人、农民服务。后来又把我分到北京的一个三线建设点，独立管理医疗队员，与当地医务人员协同工作。▲周玉淑（左一）与其他医疗队员在四川山区记得那时有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因为当地卫生条件比较差，导致了蛔虫性的肠梗阻，若不及时手术，可能危及生命。外科管珩大夫下决心与大家一起完成这个急症手术，可医疗队没有麻醉科大夫，怎么办？在管珩大夫的指导下，我这个内科大夫与另一个妇科大夫帮着做了乙醚麻醉，保障病人平稳完成了手术，总共掏出两碗蛔虫。孩子病痛解除了，家长特别高兴。这样的例子很多，医疗队只有8个人，专业也不那么完善，在严鸿珍队长的领导下，我们还是克服了当时环境的诸多困难，得到了很好的锻炼。1978年，我又参加了支援大西北的第10批医疗队。当地卫生局、医科院的领导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培训，我配合领导工作，眼科李静贞大夫、内分泌科白耀大夫、放射科唐奎福同志在关键的县医院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疑难病人诊治取得很好疗效。▲1978年，周玉淑作为巡回医疗队队员在甘肃当时有一个病人，低烧、全身无力、消瘦、有轻微贫血，迟迟没有确诊。白耀[8]大夫跟我们商量，请唐奎福同志给她详细做了钡餐造影[9]，又查了血沉[10]、做了结核菌素试验，发现都有阳性结果，我们分析很可能是结核病变，因此大胆地给她试用了抗结核治疗，后来病人完全康复了。我们走的时候，她高高兴兴往我兜里塞了一封信，说：“周大夫，谢谢你，我全好了！”等踏上回程的车，打开信封一看，除了感谢信，还有十斤全国粮票。尽管不知道病人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是县文工团唱《夫妻识字》的女演员，所以赶紧下车，通过卫生局把粮票还给了她。你为老百姓做一点工作，他们就特别热情地对待你，那种朴实的感情，令我很感动。“哪里困难到哪里去”严：后来您是如何结缘急诊的？周：1980年底，我服从内科的值班安排，被派到急诊工作，本来是两个月，由于人手紧张，我就一直干了八个月。完成八个月轮转后，总住院医生跟我说两个地方需要人，条件好一点到外宾门诊，还有一个就是急诊。当时邵孝鉷教授是急诊室的负责人，他希望我继续留下。我想，我要向邵老学习，哪儿最困难去哪儿。再说我觉得急诊虽累，但医护人员互相配合，工作气氛非常好，而且这个专业很干脆——病人好了，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有一些晚期的病人预后不好，但我们尽到努力，也就心安了。所以就这样我作为一个内科大夫，在急诊干了将近两年，一直到邵孝鉷教授创办急诊科，我是他唯一的“大夫兵”。严：协和医院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急诊科，请您讲讲当时创建的历程。周：医院虽然没有急诊科，但一直都有急诊室。以前我们医院急诊室以护士为主，大夫是流动的，轮转周期约1—2个月，所以很难长久考虑急诊如何提高、如何改善、如何为病人创造更多有利的诊疗条件。当时卫生部崔月犁[11]部长在我们医院蹲点了很长时间，看到世界上很多急诊医学中心、急救中心都成立了，觉得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大的传统科室要先进，急诊这个角落也不能被忽略和遗忘，因为危重病人和急症病人比门诊病人更需要好的诊断和治疗条件，所以希望把协和医院作为一个试点。1979年，邵孝鉷教授被任命为医院急诊室负责人。1983年4月，在医院的支持和安排下，邵孝鉷教授正式创办急诊科，全国第一个走进了急诊医学专业，起到了带头和样板作用，后来很多大医院相继按照协和医院的范例开展工作。邵老虽然是老前辈，但没有架子。有时候大家跟他开玩笑，说邵老您傻不傻，让您到外宾门诊，又干净又安静，那么好的条件，您干嘛不去？选择咱们医院里有名的忙、脏、乱的地方，您真是“傻帽”。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一个很好的影片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后来我们护士就说，“哎呀，老头儿，您简直就是‘傻帽和他的女儿们’”，包括我这个年龄也是邵老女儿那一辈，所以等于是邵老领着我们这一群丫头创办急诊科，很艰难的。▲急诊科人员开展集体学习，站立者为邵孝鉷，左四为周玉淑严：1982年2月，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重视和加强急诊工作》，为推动急诊学科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您为什么会撰写这篇文章？周：对于创办急诊科，首先是病人有需求、有愿望，有卫生部和医院领导的高瞻远瞩，那么从医务人员的角度也要统一认识、作出表态。当时邵老把这个任务给了我，我根据自己在急诊工作的感受以及掌握的实事求是的资料，写出了这个呼声，并请邵老与医务处修改。院领导认可后，稿件被交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写完后我觉得完成任务了，至于什么时候发表、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因为每天忙工作、很累，后来在医院里碰到我们当时的外科党总支书记，他说我很勇敢。▲1982年2月8日，周玉淑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重视和加强急诊工作》严：急诊科刚创建时，工作环境是怎样的？周：很差，我们那个角落是忙、脏、乱，没人愿意去工作的地方。所以在科主任邵老的带领下，我们首先组成了一个管理组，请陈敏章院长一起订立了科训——“高速度、高效率、高度责任感，一切为急伤病患者”，这是对所有急诊医务人员要求的标准和努力的方向。▲陈敏章为急诊科订立的科训后来陈院长调任卫生部部长，协和医院院长由朱预[12]教授接任。朱预院长也很支持初建的急诊科，订立了一些制度和规定。首先要求每个科室，尤其像内科、外科、妇产科、神经科这几个大的传统科室，要有一位副主任直接管理急诊相关工作，通过本科室总住院医师与急诊科密切联系。第二，要求三年以上的住院医师才能承担急诊的诊疗任务。住院医师在晋升主治医师之前，累计在急诊工作不能少于六个月。第三，每个月组织关于急诊工作的院长汇报会，规定主要科室的副主任和总住院医参加，由急诊科报告该月工作，如果有分歧可以讨论，决策了以后大家共同努力，这些制度与要求对急诊科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周玉淑（左）为急诊医护人员培训在这些制度指导下，我们着手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组织流水大夫培训，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开展护士培训，使医护更好地配合；然后是设备，要靠协和医院、医科院给予大力支持；第三是努力改善病人的就医环境，我们在上级支持下建立了急诊观察室，在急诊旁边的小院里盖了简易的病房，有18张床，多年来为我们急诊病人住院治疗解决了很多问题。深耕一线推动学科发展严：在协和医院的几十年间，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病例？周：印象深刻的病例很多很多。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从当地转送来一位参加抗震救灾的上海医疗队队员，三十出头，因为在救灾工作中很劳累，加上当地的卫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所以得了病。他是高度过敏体质，在当地用药后导致过敏性休克，出现了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状态，再不及时控制就会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危及生命。张之南教授和大家一起在病房守了三四天，指导我们抢救，带领值班大夫做试管法凝血实验，准确把握用药时机，最后控制住了病情，病人得以康复。老一辈专家以身作则、以身示教，使我们很受教育，也很感动。另外，我们与兄弟科室合作救治过一位诊断很不明确的农村妇女。她可能自己怀孕了还不知道，吃了几根不干净的黄瓜，导致腹痛、腹泻，被送到急诊时出现休克症状。可是肠道感染不该有贫血表现，仔细检查腹部体征，也不像阑尾穿孔、腹膜炎等感染性休克，于是请妇科会诊，考虑不排除宫外孕。妇科吴葆桢[13]主任和急诊科邵孝鉷主任商量，最后决定在抢救室紧急给病人手术止血，纠正失血性休克，这是在协和急诊科开展的第一例抢救手术。最后病人痊愈出院。▲多学科协同，在急诊抢救室内紧急开展手术还有一个病人，他是陪伴妻子到乳腺外科做手术的，午饭后2小时突发腹痛、恶心、呕吐，胰腺部位有明显压痛，血清淀粉酶急剧增高，考虑急性胰腺损伤，甚至可能是坏死性胰腺炎。急诊科和外科共同严密监测，观察到腹部平片有动态变化，朱预院长决定开腹探查，发现病人15年前因胃溃疡做了胃大部切除，但留下的十二指肠发生套叠，造成梗阻，引发了严重的胰腺损伤。最后两人在不同的外科病房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夫妻双双把家还。像这些例子，都是老前辈和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以临床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严：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科研成果吗？周：在急诊科，我们所选的研究题目都是与病人、与临床疾病有密切关系的。我曾经和邵孝鉷教授做过一个题目——不典型急性心梗的临床情况，这类病人在早期鉴别诊断时容易被忽略，我们的总结和研究对于保障其及时救治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急性胰腺病在急诊发病率很高，多半涉及跨专业的问题，所以我们探讨了非胰腺本身疾病引发的胰腺炎症和损伤，积累观察了很多病例，研究也比较成功。▲邵孝鉷（右三）、周玉淑（右二）带领团队在急诊科查房严：您曾经去美国和瑞典访学，这两段经历让您有何收获？周：我很幸运，医院安排我出去学习两次。第一次是1989年，我自己去了美国加州洛马林达大学医学中心（LomaLindaUniversityMedicalCenter）。考虑到急诊总有一定比例的危重病人，抢救过来后有个危重症监护室过渡下更好，而我所在的医院有一个很大的ICU，所以后来我跟老师商量，上午半天去ICU，下午回急诊。老师很通情达理，帮忙实现了，这使我对今后协和医院急诊ICU的发展有了初步的想法。▲周玉淑在洛马林达大学医学中心洛马林达大学医学中心的急诊环境宽敞、明亮、干净、安静，管理协调工作做得很好，人员力量较充沛，设备完善，比如有能在房顶上降落的急救直升飞机，以及很好的网络系统，抢救室的屏幕随时报告转送来的病人状况，也可以通话。我此行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要建成自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急诊科。1997年，我们随陆召麟[14]院长和马遂[15]副院长（兼急诊科主任）到瑞典短期学习，考察急诊医学临床专业的工作管理，一共10个名额，医院给了急诊5个。经过学习，我们更有信心把协和医院的急诊科搞得更好。▲1997年，周玉淑（二排右三）随北京协和医院考察团赴瑞典短期学习考察急诊医学临床与管理工作严：后来急诊科又有哪些发展？周：我们1983年建科，在协和老楼的西北角，1995年搬到业务楼（现内科楼），从全地下室搬到了半地下，整个环境一下提升了。现在搬到了新门急诊楼，建立了急诊重症监护室，设备也增强了。40多年来，我们始终保持在全国首位，没有掉过队，这都是在医院支持下，大家努力的结果。我替邵老看到了新时代的一切，他也会得到安慰。严：您筹建了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的急性中毒防治组并担任组长，这个专业组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建的？周：急诊医学分会成立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开展专业活动，提高技能，为病人服务，所以组成了七个专业组，包括复苏组、创伤组、危重病组等。后来大家考虑到急诊有很多中毒的病例，特别是基层的病人往往求治困难，所以更有必要成立急性中毒防治的专业组织。因为我在科里做过急性中毒的发病情况调查，也学习了一些诊疗方法、总结出了急性中毒防治原则，所以学会就把组建这个专业组的任务交给了我。▲2001年，周玉淑（左二）参加全国复苏、灾害与急性中毒学术研讨会我们请的顾问多半是专门做毒理研究的，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和307医院的专家。学组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交流，大家既能相互汲取经验教训，也能建立联系，遇到诊断不明、药品缺乏等困难时可以互相寻求帮助。另外根据工作需要，我们组织专家编写了一部《现代急性中毒诊断治疗学》，还编了很多急症手册作为口袋书，便于大家参考。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接替我们继续做着学组的工作，对全国急诊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心怀感恩薪火传承严：您是医生，也是老师，在培养学生时，您最注重的是什么？周：不管是见实习的医学生、进修生还是研究生，首先要以病人为重，把病人一切都安顿好，自己才能去整理资料或者休息，要时刻考虑到病人的切实利益。第二，我们要求学生一定要端正态度、严谨求实，做任何学习和总结都不能脱离病人的实际情况。第三，学无止境，新的技术要掌握、要提高，但基本功绝对不能丢，有时往往一个认真的体格检查就让我们的思路开阔，让诊断和治疗方案有所变动。教学时我常举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努力做到医术和医德共同教授，使大家收获更大。▲周玉淑（左二）在床旁带教严：您觉得协和医院有哪些制度是值得长久发扬的？周：我们从建院以来就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这个原则和方针不能变。有了高素质的人，才能把医院交办的任务完成得更好。第二，从老协和开始，医院就注重合作、协作，这个传统不能丢。比如院内很多疑难复杂的病例需要各科会诊，院外可以与医联体单位、国内外同行互帮互带、增进交流、共同提高。第三，注重发挥我们医院的综合性优势，医院现在做的罕见病研究也彰显了我们的综合实力，希望协和能为疑难罕见病患者给出更好的诊治方案，在全国起到带头作用。严：从医几十年，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周：我是个很普通的临床医师，没有什么惊人的科研项目，也没有什么惊人的事情，但我这一辈子作为协和的员工，能够很好地在医院领导下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另外医院给了我很多为社会服务的机会，比如中华医学会、北京急诊医学分会的工作，巡回医疗、医学杂志编辑工作等，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也是我感到知足的方面。▲退休后，周玉淑（前排右一）积极参加医院组织的巡诊带教工作严：急诊科工作特别辛苦，您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呢？周：人总是要面对很多现实，我老伴是铁路系统的科研人员，需要全国各地跑，我又在急诊，也很忙，但矛盾不会影响工作，要摆好心态，努力去克服，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严：如果让您再做一次职业选择，您还愿不愿意选择医生？周：选择！我虽然老了，残疾了，体型也变了，我不会脱下白大衣的。严：对于工作了一辈子的协和医院，您有什么话想说？周：非常感恩党、感恩国家、感恩协和对我一生的培养，另外我还要感谢两个科室，一个是我的“娘家”——内科，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一个是急诊科，从建科到现在，我们共同努力奋斗，退休以后，科里依旧给了我很多关爱和帮助，所以我非常感谢自己的家，我也会永远关爱自己的家。严：对年轻的后辈，您有什么嘱托？周：我从25岁进入协和，一直到现在80多岁，几十年来，协和精神与协和的优良传统已经刻在心里了。我想，每一位协和人都应该牢记医院的院训——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它是我们行为的准则和行动的动力。注释[1]张之南（1929-2014年），江苏武进人，著名内科学家和血液病学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血液专业组组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会主任委员。[2]王爱霞（1932-2023年），上海人，著名感染病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副主任、传染组组长、感染内科主任、外宾医疗科主任。[3]毕增祺（1925-2023年），安徽歙县人，中国肾脏病学奠基人之一，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创始人。[4]张安（1916-2009年），广东新会人，著名内科学家、血液病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学组组长。[5]邵孝鉷（1922-2013年），浙江温州人，中国急诊医学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创始人。[6]陈敏章（1931-1999年），浙江杭州人，著名消化内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教授。1983-1984年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1987-1998年任原卫生部部长。[7]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类传染病，简称流脑，是由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经呼吸道传播的急性化脓性脑膜炎。[8]白耀，出生于1931年，内蒙古包头人，著名内分泌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9]钡餐造影（消化道钡剂造影）是一种通过口服硫酸钡混悬液作为造影剂，在X线透视下观察食管、胃、十二指肠等上消化道结构的影像学检查方法。[10]血沉是红细胞沉降率的简称，指红细胞在一定条件下沉降的速度。[11]崔月犁（1920-1998年）河北深县人，1937年6月参加革命。1982年4月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任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2]朱预（1927-2013年），江苏人，中国普通外科内分泌外科学奠基人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原院长。[13]吴葆桢（1930—1992年），安徽歙县人，著名妇产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14]陆召麟，出生于1939年，上海人，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原院长。[15]马遂，出生于1945年，江苏吴江人，中国急诊医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原副院长。
2025.11.05
2025.11.04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心系西藏各族人民健康福祉，开创了对口援藏工作新局面。自2015年承担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任务以来，北京协和医院以“国家队”的担当，举全院之力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作为“协和大西院”来建设，推动其各项事业拾阶而上。2025年11月3日，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第十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工作总结暨表彰会。院长张抒扬、党委书记吴沛新为队员颁发“援藏特殊贡献奖”。▲张抒扬院长、吴沛新书记为队员颁发“援藏特殊贡献奖”纪委书记杨敦干宣读对第十批“组团式”援藏队员的表彰决定，授予第十批援藏队员"援藏特殊贡献奖"。杜斌副院长主持表彰会。第十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通过远程连线参加会议。▲第十一批北京协和医院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远程参会援藏队员代表、骨科蔡思逸副主任医师在发言中表示，一年来，在吴东院长的带领和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协和大后方的关怀和支持下，医疗队成绩斐然，从侧重医疗转变为“医教研管”协同发力，将协和智慧与高原需求深度融合，用仁心仁术浇灌出民族团结之花。派出科室代表、肝脏外科主任杜顺达介绍，肝脏外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派出得力干将支援西藏并主动延期一年，先后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普通外科主任与副院长职务，在提升医疗质量、培养当地人才、开展学术交流、建设规章制度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将“协和标准”和“协和精神”植入雪域高原。自2024年7月启程，第十批援藏医疗队在雪域高原扎根一年，用心铺筑雪域高原健康路，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缺氧不缺协和精神，低压不低协和标准”的铮铮誓言。一年来，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在医疗队的帮扶下，开放床位增加208张，出院人次增长36.76%，手术量增长30.70%，专家门诊号源由2700人次/日增至3240人次/日，年门急诊量同比增长5.65%，123项新技术新业务落地，CMI值达到1，疾病诊断相关组数（DRG）为581，“国考”成绩由B+提升至B++。仁心砺术，矢志笃行。针对当地群众“急难愁盼”的健康需求，医疗队在34项新技术、新项目上实现零的突破，1321台手术、624次院内外会诊、601次疑难病例讨论、194次危重患者抢救，西藏地区百姓“健康兜底”的防线越织越牢。医疗队深入班戈、江孜、波密、尼木等地开展20场义诊，把健康送到百姓家门口。日喀则定日县6.8级地震，医疗队星夜驰援，72小时完成14台急诊手术，在废墟上点燃生命的希望。倾囊相授，薪火相传。医疗队致力于“造血式”援藏，举办学术会议25场，“手把手”带教徒弟14名，开展业务培训312次、手术示教390次、教学查房356次，选派17人赴协和医院进修，两名专家担任西藏大学研究生导师，为西藏培养“带不走的医疗队”持续助力。扎根雪域，锐意求索。一年来，医疗队带领当地医务人员探索高原疾病诊疗新路径，申请科研项目17项，凝练高原医学十大研究方向，建立覆盖全区的高原病防治网络。精准赋能，系统提升。按照“小组团”“中组团”“大组团”的精准帮扶思路，医疗队指导当地改进医疗流程127个，制定学科发展规划51项，优化规章制度67项，手术与肿瘤大楼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医院管理和服务水平大幅提升。珠峰巍巍，见证医者仁心；雅江滔滔，诉说援藏深情。十年是里程碑，更是协和人守护西藏人民健康的新起点。全体协和人将继续以“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为墨，以“健康中国”宏伟蓝图为笔，在雪域高原续写更加壮阔的传奇！▲北京协和医院第十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合影文字/董静格图片/孙良杜禹甫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提供编辑/陈恔董静格
2025.11.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优势。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为国戍边”的精神追求一直激励着吴东。作为北京协和医院援藏专家、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吴东已在西藏工作两年。他说：“作为协和人，走到哪里都要为协和争光。在西藏工作的时间有限，每一天都很宝贵，我们要为西藏老百姓多做点实事！”▲北京协和医院第十、十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交接日喀则地震紧急医学救援2025年1月7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当日中午吴东主动请缨，带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应急救援医疗队赶赴日喀则，成为第一支赶到灾区的专业医疗队。傍晚6点，吴东抵达危重病人集中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第一时间完成首轮查房，制定了抢救措施。▲接诊日喀则地震受伤患者一名从地震废墟中被救出的5岁藏族小女孩明珍（化名）引起了吴东的关注。孩子骨折并不严重，生命体征也平稳，但一直处于嗜睡状态，有肌肉强直表现。吴东高度怀疑孩子出现了脑损伤。在ICU床位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吴东提出把孩子送入ICU救治。第二日，孩子因缺氧脑病继发脑水肿，出现了双侧瞳孔不等大的典型脑疝症状。医务人员立即为她组织了多科会诊，实施了紧急去骨瓣减压手术，控制病情发展。术后，小明珍瘦弱的身体上插着呼吸机和许多管路，后续治疗仍充满艰险。看到她，吴东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赴藏工作以来，他很少有时间回家陪伴孩子，是妻子和双方父母的支持，让他能够专心投入援藏工作。此时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救这个孩子。▲床旁查看日喀则地震受伤患者，吴东（左一）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医务人员达成共识，把孩子从日喀则转至成都继续救治胜算最大。与孩子母亲解释病情时，母亲一直哭诉：“若是女儿没了，我也活不下去了。”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把村妇女主任请来做工作。妇女主任只是简单地说了两句话，母亲就签署了转运同意书。吴东问：“您说了什么？”妇女主任说：“我就告诉她，相信中国共产党。”1月10日，吴东把小明珍送上飞往贡嘎机场的直升机。华西二院派出的6人医疗团队在贡嘎机场接到孩子，飞往成都继续治疗。“6月我们得到消息，孩子已经苏醒了，命保住了！”说起这件事，吴东依旧激动不已，“日喀则地震救援响应迅速、组织有序，医务人员闻令而动、冲锋向前。8日后再无一个伤员因为地震死亡，充分体现了祖国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时的强大组织能力。身为其中一员，我倍感自豪。”为“大病不出藏”兜底吴东每周都要到临床一线走一走，了解医院运行情况，员工工作状态和患者就医感受。在此基础上精准施策，毫不动摇紧抓医疗质量，全力提升医疗水平与服务质量。一年来，自治区人民医院各项医疗指标稳步增长，“大病兜底”作用持续增强。开放床位增加208张，出院人次增长36.76%，手术量增长30.70%，专家门诊号源由2700人次/日增至3240人次/日，年门急诊量同比增长5.65%，123项新技术新业务落地，CMI值达到1，疾病诊断相关组数（DRG）为581，“国考”成绩由B+提升至B++。▲在消化内科查房一例胰腺囊性占位患者自治区人民医院地处拉萨市核心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土地资源紧张。为给医院争取更多发展空间，吴东决心“啃下硬骨头”，多项重点基建工程取得可喜进展。目前，手术和肿瘤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即将竣工验收。娘热南路沿街商铺改造项目完工，作为第二门诊区投入使用，患者就诊环境显著改善。林廓北路原建设银行房屋即将改造为健康医学中心。国家紧急医学救援中心建设方案和医院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已获批复。“自治区人民医院是‘1+7+13’的龙头医院，不仅自身要发展，还要带动地市和各县人民医院，尤其是高海拔地区和边境地区，要让老百姓不用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去看病。”为此，吴东组织专家赴察隅、米林、隆子、错那和洛扎县巡回义诊，指导帮扶；带队赴海拔近5000米的双湖县开展健康体检工作，针对极高海拔特点制定了涵盖24个项目的专项体检方案，获取了高原病防治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把贴心服务送到艰苦地区的干部群众身边。▲赴双湖县开展干部职工健康体检医教研管全面发力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已走过了十年，显著提升了西藏自治区医疗服务能力。站在新的十年坐标起点，“组团式”援藏正由医疗技术援藏逐渐转向医、教、研、管多方面帮扶。落实“医教协同”政策，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理念积极，吴东把协和经验带到西藏，不断拓展新时代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内涵。2025年9月9日，自治区人民医院与西藏大学“医教协同”教师聘任会举办，56名“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员获得西藏大学教师聘任书。援藏专家第一次走上了西藏大学的三尺讲台，西藏大学医学院教师深入临床，开启了西藏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新篇章。▲自治区人民医院与西藏大学“医教协同”教师聘任会，吴东（左七）吴东主动申请西藏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资格，已招收3名研究生，今年又成功获批西藏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他带领团队深入开展高原医学研究，探索不同海拔胰腺疾病发病率和临床特点、高原特色饮食对结直肠肿瘤预防的保护作用、高海拔地区静脉血栓形成机制等，初步建立了高海拔地区久居和移居人群队列。▲带领研究生进行教学查房他大力倡导科研协作与学术创新，推动自治区人民医院科研能力迈上新台阶。近年来，自治区人民医院成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自治区科技重点课题等项目，2024年立项科研经费850余万元，2025年立项科研经费已超3400万。吴东表示：“与内地兄弟医院相比，我们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科研能力还有差距。但只要看准方向，凝练出好的科学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甚至产出世界级成果，对此我坚信不疑。”医院管理方面，他积极推动薪酬绩效改革，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重点向临床一线、业务骨干、关键岗位及支援基层和有突出贡献人员倾斜”的原则，建立四级手术和急诊手术专项绩效，有效提升了全院职工的积极性、获得感和自豪感。援藏第二年，吴东有了一个藏族名字顿珠次仁（དོན་གྲུབ་ཚེ་རིང་།），这是藏族同事为他起的，意为心想事成、长命百岁，饱含着大家的祝福和感情。援藏不仅是接续传承、初心使命的奔赴，更是改革发展、民族团结的共鸣。吴东说：“为国戍边，无上光荣。自身努力加之中央援藏，造就了脱胎换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从1951年徐乐天老师进藏算起，70余年来几代协和人奔赴雪域高原，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一茬又一茬培养人才，一个又一个解决问题。筚路蓝缕，奋斗不息，都是为了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都是为了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文字/傅谭娉图片/杜禹甫董静格西藏大学提供编辑/傅谭娉陈恔
2025.11.04
徐海峰的援藏工作虽已落幕，但高原已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印记——明显增高的心率、下降的视力、临界的血压，还有悄然泛白的头发。他的微信昵称后紧跟着他的藏语名字，朋友圈里点赞最高的一条是凌晨两点半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灯火通明的手术室，那是他与死神赛跑的日常缩影。“性格沉稳内敛，做事坚韧不拔”，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杜顺达主任用12个字概括徐海峰。2024年援藏将要满一年时，徐海峰向杜主任汇报：科室发展规划尚未完善，徒弟们的技术还未扎实，他想再留一年。这份对高原医疗的责任和深情，得到了医院和科室的全力支持，也让他的援藏工作得以延续。初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普通外科，徐海峰面对诊疗规范不统一，高难度手术开展极少的局面，没有急于求成，他牵头梳理诊疗流程，组织全科讨论术前和急诊病例，遇有疑难杂症，或启动多学科会诊，或向协和“大后方”求助，把“严谨求精”的协和精神一点点融入科室日常。▲徐海峰（左1）在手术中2023年9月履新医院副院长后，徐海峰围绕医院整体发展目标，着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优化管理流程、提升医疗质量，高频次开展远程多学科会诊与学术讲座，为医院发展注入新动能。在西藏，肝包虫病、肝癌发病率高且病情重。两年来，他带领团队突破重重技术瓶颈，完成西藏自治区首例ALPPS手术（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二步肝切除术）、首例腹腔镜前入路右半肝切除术、首例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首例腹腔镜保脾胰体尾切除术，还将三维重建技术和荧光腹腔镜技术相结合，让手术更精准、患者恢复更快。两年来，徐海峰主刀或指导完成复杂手术近300台，科室疑难手术量较往年增长60%，患者外转率下降45%，“大病不出藏”一步步成为现实。▲中央电视台对徐海峰等援藏队员的报道急诊抢救不分昼夜。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作为区级危重患者的集中收治点，时刻面临考验。徐海峰多次在深夜接到紧急呼叫，总是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在生死时速中为患者抢出生机。2024年冬天，一位遭遇严重车祸的患者被紧急送医，脾门出血、肝脏严重裂伤、肾上腺出血、后腹膜大血肿，已陷入休克。徐海峰接到电话后，不到十分钟赶到手术室，协调麻醉科、输血科开通绿色通道，带领团队连续手术大半宿，最终止住出血、修复损伤，从死神手中抢回了生命。“这些患者多是家里的顶梁柱，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家。”徐海峰的话语里满是责任。▲图源于徐海峰的朋友圈，在一次成功抢救后，他随手拍下深夜的急诊“援藏不是‘一阵风’，而是‘长流水’。”徐海峰深知，唯有技术扎根，才能真正帮到西藏。他通过“双向选择”确定3名“徒弟”，为他们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对手术熟练的高年资医生，要求掌握复杂手术技巧；对年轻大夫，从临床研究设计等基础教起。查房、手术、学术讲座……每一个场景都是他的“课堂”。他还帮科室建立肝胆恶性肿瘤标本库和数据库，依托协和平台合作申请专项基金，鼓励科室成员积极申报科研项目；作为西藏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招收了第一名藏族研究生。▲徐海峰（前排左3）参与西藏大学研究生答辩如今，科室绝大部分医生能独立开展三级以上手术，5名副高级以上职称医生能独立开展四级手术。科室多篇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SCI期刊。带教的徒弟陈彪已经能协助开展腹腔镜半肝切除术，索郎多杰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复杂的肝切除手术，他们说：“徐老师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手术技术，还有为患者担当的果敢和底气。”从北京到拉萨，跨越千山万水；从医生到援藏队员，扛起责任担当。徐海峰用两年时光，在雪域高原写下“以技术破难题、以真心育人才、以责任护生命”的动人援藏故事，也为西藏医疗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持久力量。文字/干玎竹图片/杜禹甫徐海峰提供编辑/干玎竹陈恔
2025.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