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程的回忆

离退休总支 申文敏

 

我是1932年6月出生的。东北三省沦陷后，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受的是奴化教育。上午第一节课就是日语，每天早操向日本“天皇”朝拜，天天如此。

十三岁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只知道是满洲国人。小学毕业后，随大哥到外地念“国高”（相当于现在的初、高中）。刚读半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北光复，学校全停课，我就读的学校也停课了。后来父亲的老朋友见到我哥哥，让他参加八路军。我大哥说：部队领导同意，让我随部队走，部队到哪，我就随部队到哪，驻地有学校，就叫我就近念书。

1946年6月，我大哥所在部队的参谋长王玉峰找我谈话，动员我参军（当时已14岁）。不久后，我被送到军区的医学校，学野战外科。毕业后回本军野战医院任助理军医，负责抢救伤员工作。

我们野战医院的前身是日本鬼子的“关东军”医院，接收了他们的人员、设备、药品、物资等。1948年春季，接到上级军区的命令，所接收的日本人员一律返回日本。野战医院药局有两名日本人，让他（她）们马上移交工作。院长把我和另一名叫刘宛宜的大姐，临时抽调接管药局工作。我和大姐受过奴化教育，会点日文，对日文药名及问题能认出来，况且在医院工作过一段，比较适合这个岗位，于是我从野战外科又转到药局工作，这个专业岗位一直持续到我在协和离休为止。

1948年秋季，东北全线解放，我军的任务是休整部队，准备进山海关，解放天津、北平。1948年11月我军接到命令进关，到了河北，驻扎在杨柳清一带的王各庄。由于东北全线解放，士气高昂，并接收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的武器，弹药充足，解放天津和北平的战争时间并不长。我军在河北、杨柳清的王各庄过春节（也是部队休整的机会），之后北平和平谈判成功，北京和平解放了。

1949年3月我军由驻地出发，边打仗，边解放，过黄河，过长江，沿着河南、山东、湖北、湖南一路南下。部队在湖南暂时休整期间，我于1949年8月25日在湖南常德入党。我军休整后直奔两广，当时的口号是“打到两广去，活捉蒋介石”。国民党的白崇禧与林彪宣战，白崇禧说：你林彪能来，我白崇禧就等。当部队经过苗岭山区时，仅仅上山、下山就要一天，将士们大部分是北方人，每天泡在潮湿雨天中，疟疾病高发，抗疟疾病药又极缺，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增加。经过艰辛万苦到了广西。可是白崇禧这个政客说话不算数，坐飞机逃跑了。两广解放后，部队一部分留在广西配合地方打土匪。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军由南方转北方，在河南信阳驻军，编国防军。女兵的着装改变了，黄上衣，兰裙子，大盖帽，一切向正规化迈进。野战医院也全面完善和正规化起来。

1950年7月，全军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真是一声令下全军待发。我们是野战部队，打仗是主要的任务。野战医院是离不开野战军的，所以部队在哪，医院就在哪，于是首当其冲跟野战军开拔的。

接到出发命令后，部队有秩序地前后集结在信阳火车站，分配给医院三节货车车厢。我们坐了好几天火车，当市民把欢迎大军北上的慰军饭送到货车厢内时，方知到了沈阳。我又到丹东部队暂住，整顿并换朝鲜服装，于1950年10月20日随第一批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出国了。

当时朝鲜人民军已经撤退到三八线以北了。出国第一站和敌人开火后，一直打到新义州。李承晚的兵还来不及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败退了。当时没有前后方，一直把敌人追到三八线以南的汉城（现首尔），敌人才发现我们不是朝鲜人民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到医院后，医院的所有人都沸腾起来了，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汉城不久失陷了，我军固守三八线以北，不让敌人越过三八线。敌人在美国佬的空军配合下狂轰乱炸。美军飞机低空扫射，朝鲜人民军用步枪曾打下飞机。我们士兵也自主效仿过。1951年我们的飞机终于在朝鲜上空出现了，我们有自己的飞机了！在抗美援朝经济困难时，河南的老艺人常香玉捐赠一架飞机，沈阳老艺人韩少云也捐赠了一架，南洋老华侨陈嘉庚捐赠志愿军每人两双“万里”球鞋。这些爱国人士的行为让在朝鲜参战的同胞们多么感动！

1952年第五次战役后两军停战，在板门庄和平谈判。我军利用停战机会一直在学习文化，军内的速成中学开课，领导让我们每天抽出时间去上文化课。初、高中课半年就速成学完，每天饭后打篮球、排球，直到谈判结束。停战期间，医院分配学习名额，有药剂专业1名，院领导讨论后决定让我回国，在沈阳军区的军医大调干插药剂专业班学习。当我完成学业后，调沈阳军区后勤门诊部药局任一级司药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7年陆续由朝鲜撤出，我的老伴原任志愿军总后勤五分部审计处处长工作，调到总后勤部后勤指挥学院油料专业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全军用油料第一油库任领导工作。由于该油库在大山沟里的隐蔽之处，离最近的县、市也得2-3里路远，没有驻军医院。如果我随老伴去，就得离开军队，不随老伴去，我们还要长期分居；就这样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我还是舍弃了优越的工作岗位，离开城市，离开部队，分配在附近的县医院药局工作。没有公交车，我只能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整整跑了七年。这七年里我任过药局主任、市医院院长。1965年2月老伴从山沟里调回总后勤部，我随老伴又第二次回到了北京。

我的调令是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的卫生部人事司一位姓张的同志讲：你留在部里对外联络室任机要秘书工作，休息10天后来上班。我说：调令上是协和医院药房，怎么改变了？张同志讲：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吧。上班后，我每天给部长们送文件，取文件，和自身的专业一点搭不上边，感觉非常苦闷。后来我找张同志说明情况后，终于来到了协和医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伴于1969年罚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3月11日因脑溢血死于干校，这对我而言无疑晴天霹雳。我们有五个子女，老大初中毕业分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老二初中毕业到部队当兵，三个小的均念小学，分别为五年级、三年级和一年级。为了照顾孩子，我退掉大房子，换成离医院近的小房子。全家原来有300多元的工资收入，老伴死后，仅靠我每月不足100元工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我和孩子们相依为命，精心算计工资支配，不乱花一分钱，从来没给组织上添过麻烦。

1972年4月5日，协和医院有100多人到江西五七干校，其中有我，由于在干校的强力劳动，我得了心脏病（冠心病），1972年10月31日由干校调回北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终于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待遇。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的关怀下，我的病逐渐好转，孩子们逐渐长大，仅从我的小家看，我的孩子们得到了高等教育，其中两个硕士学位。儿子公派在美国，女儿公务在香港，一女儿是国家话剧院中层干部，小女在中国进出口商会的外联工作。我虽然老了，却得到了协和医院的关怀和照顾，晚年生活非常愉快！我感谢医院，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