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地太大，人太少，所谓居民点最多也不过五六顶帐篷。各居民点之间相距很远，且常因牧场更替而迁移。老乡们医学观念淡漠，缺乏卫生常识。需委派外省市医疗队，采用巡诊方式，走到藏民的帐篷里去。地处高原雪山，吉普车用途有限，汽油供应成问题。此外，途中发生故障，或遭遇风暴袭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医生外出巡诊必须骑马。阿里的马虽身形矮小，但能吃苦耐劳，单骑走千里，是我们可靠的合作伙伴。然而，从地理条件和人文因素来看，要依靠分批派出短期的、行医能力有限的医疗队，来缓解阿里地区的缺医少药，杯水车薪，难以取得实效。姑且作为“文革”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我如是理解。
    按阿里地区医疗编制，各县及其管辖下的各区都设有医务所，配有专职大夫。但是，花名册上那些在编的大夫却不在岗，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在山下休病假。当我掀起医务所的门帘，发现室内空荡荡的，没有大夫，也没有病人。有的医务所竟能发现各种手术专用的器械箱（包括腹部手术、骨科手术）、麻醉机，未经组装的X光机等。几只大木箱尘封多年，我们医疗队是首次启封者。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里的大夫失职、不作为。有困难的地方需要有人去改变现状，逃离不应该。
    问题也有令人费解的一面。如果个别医生旷于职守可能是个人因素。但多数医务所没有医生甘心留下来，这就要另当别论了。来阿里日子久了，我试着去观察周围的人。也许我不能以自己学医和从业的经历，去审视当年那些在编却不在职的年轻大夫们。他们很可能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住院医生培训，刚出校门，懵懵懂懂，就被投放在医务所独当一面。他们既不是专科医生，也不是全科医生，孤军作战，没有老师带教，没有护士配合。这里有成套的手术器械但没有消毒锅，有X光机但没有胶片供应，要求他们独立读片，实在是难为他们。即便检查发现白内障、骨关节病、先天性心脏病或其他常见病，他们又能怎样办？他们感到阿里似乎不需要这样的大夫，专业发展空间很窄，前途渺茫。

    向上级申诉吗？上级在哪里？在“文革”那段混乱喧嚣的年代里，谁能认真倾听年轻人的呼声？卫生行政部门制订了计划，按编制分配了大夫，按指标下拨了各项装备，至于大家怎么干，怎么发挥作用，从此再无人问津。换位想想，假如换做是我，处在当年阿里大夫们的那个年龄段，从大城市只身来到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我将到哪里去寻找那些为缺医少药而苦恼的病患呢？困守医务所，等待病人上门就医？实际上就是置之不顾。要改变现状，我应该做些什么呢？这就是1972年我发现的阿里。
    我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突然来到一个贫穷边远地区，对这里的缺医少药简直难以想象。现实迫使我思考过去从未曾想过的问题。此番我有机会走进阿里老乡们的生活，做一丁点儿实际的服务，尽管苍海一粟，总比在批斗没完没了的城市里，心里要好受得多。我相信“文革”的灾难终将过去，西藏一定会发展建设得更好。阿里高原上的雪山，庄严而肃穆。雪山上的雪，圣洁而永恒。雪是慷概的，她给大地提供水资源，也给万物带来生机。阿里永远静静的，雪山永远静静的，此刻，我听到了她们真切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