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姑娘，生活正在开始。疾病袭击了她，医学没有挽救她。姑娘匆匆地走了。她留下唯一的愿望是洗个澡，换身她最喜爱的一套衣服。一个母亲能够最后给她女儿的，就是落实女儿临终的托咐。在现实条件下，这不可能办到。于是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今生我欠你一个美丽。”
    这个故事引起我一连串的联想：死亡，对于久经病魔折磨的病人来说，是解脱。对亲人，永远是悲痛。经治的大夫和护士，会感到遗憾和自责。进入天堂的传说，只是一种慰籍和安抚。“死亡可能是生命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不失为富有浪漫色彩的假设。说得世俗一点，谁也不希望亲人过早地转化为蝴蝶、猪或者毛毛虫。在我们凡人俗子的世界中，超脱如庄子者，我至今没有发现。
    毋庸讳言，医学是有限度的。然而，医学的出路在于永不停止的探索，更新对疾病和人体的认识，寻求治疗的创新和突破。所以，医学的使命是要在明天，或者在将来解决今天不能解决的难题。正像历史上，那么多古代医学无法解决的难题，今天医学解决了。医学的发展永无止境。对此我们应有坚定的信念。人不免一死。大夫和护士的职责是要设法延长病人的生命，使他发挥更大的价值。作为一个人，大夫或者护士不可能是完善的，而且我们容易犯错误。我们需要不断地自问：“明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些吗？”
    1952年脊髓灰白质炎在哥本哈根流行。感染科病房里，有11名小孩己经死于呼吸衰渴。主任Lassen没有被常规思维模式束缚住，面对第12名病孩，他想：“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些吗？”。他邀请麻醉科主任Ebsen共商对策。Ebsen急中生智，采用了气管内插管。呼吸机的临床应用远不如今天这么普遍，他用麻醉机，手法揑气囊，进行正压呼吸支持。病人多，人手不够，就动员医学院学生，日夜轮班，保证全病区内，手揑气囊24小时不间断。医院内还没有建立中央供氧系统，他们组织后勤员工，全天候搬运氧气筒。患者在特定的病区内，医师和护士全力以赴提供持续性呼吸支持治疗。病死率由80%降至40% 。此举开创了跨科合作的先例。医学界认为1952年脊髓灰白质炎在哥本哈根的流行，标志着ICU新纪元的开始。至今北欧仍然保持着呼吸ICU的传统优势。医学进步需要长期的积累，一代又一代人继承发扬，矢志不渝。
    说来也巧。我在2010年4月因贫血、黄疸入院。诊断为“获得性免疫性溶血”。但溶血确切原因不明，初期治疗不能奏效。器官功能障碍很快波及血液、心血管、呼吸、胃肠道等系统。我一度感到死亡临迫，全身支撑不了。可供选择的医疗方案不多。医疗组的大夫们无疑感到压力，但是没有轻言放弃。此时，武主任对我说：“大家都感到头痛，大家都在为你想办法。难治之病不等于不治。”在诸多临床表现中，他们抓住了结核病爆发这一点，开始抗结核治疗。在家中卧病的张之南老师，亲自打电话，提示要格外注意结核病引发溶血的可能。经上网搜索，发现全世界报导由播散性结核引起溶血者至今只有10例。我曾在1960年代初患结核性胸膜炎，想不到小小结核杆菌潜伏40余年后，竞然以相当隐蔽方式向全身免疫系统发难。抗结核治疗使溶血从根本上缓解。戏剧性的转折！我钦佩大夫们的认真和勇气。同时，他们也使自身的才能和智慧实现更大的价值。对于日夜为我操劳的大夫和护士们，我应该有感恩之心。
    有一位阿尔贝特.史怀哲，他是德国大夫。1913年他在加蓬原始森林边的奧果韦河河畔建起了“史怀哲丛林医院”。面对非洲大陆那么多的疾病，瘟疫和饥饿等灾难，他内心的煎熬几乎令他退却。然而，他从生活实践中得到启示。他为非洲那些穷人服务了50多年。他说：“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所能做的是那么少而感到沮丧，然而我试着控制这种感觉，心中只想着当时医治的那个病人。我训练自己想着要医好他，然后我才能继续医治下一个，我覚得这样总比牵挂着非洲所有的病人有效。”让我们大家记住史怀哲大夫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