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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协和妇产科有个约会
时间:2013.07.08 点击数: 字体: 作者:谭先杰

    我的家乡位于三峡库区的大巴山深处。小时候和母亲一起为生产队放牛时,我的梦想就是去看看传说中的长江。我10岁那年,母亲带我搭上拖拉机,到了每天太阳落下去的大山上。我看见了那条细细的、挂在天边的长江。母亲对经常吃药打针的我说,河那边很远的地方就是重庆,那里有很大很大的医院,什么病都能治好。
    1982年,12岁的我在五十公里外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寄宿念书。那年九月,母亲从县医院手术后返家休养。放寒假那天下着大雪,在离家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我被族里的叔叔留住吃午饭,说我母亲赶集去了。饭后一大家人围坐在火堆旁聊天,从越来越不对的气氛中,我听到了我最不愿意听到、更是害怕的消息---母亲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世,因为担心影响我学习,他们一直没有告诉我。
    据说当时我一声没有哭出来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我哭喊着要妈妈,我要妈妈……婶婶大妈、姐姐妹妹们没有办法安慰我,只好陪着我一起哭。哭到最后没有力气了,我说:我要当医生!---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去那个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大医院当医生,去帮助像我母亲一样的人。
    1987年,作为我们那个土家山寨的第一名大学生,我如愿地进入了华西医科大学。入学教育时,从北京协和医院实习回来的学长给我们讲了协和实习见闻。告诉我们如果成绩好,将来有可能被选入协和实习、甚至工作。那个时代,进入北京协和医院是医学生的光荣与梦想。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很刻苦努力,创造了连续三年医学院全年级总评第一的纪录。其实,学习努力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争取奖学金支持学业。
    母亲去世后家中无人操持,越来越难保证我的生活费了,有时候我每天只能吃两顿甚至一顿饭。强烈的饥饿感和自卑让我度日如年,高二的某一天,我没有请假就从县城回到了家,跟父亲和大哥说我要外出打工。大哥对我说:你上学家里也穷不到哪里,你打工家里也富不到哪里。你回学校吧,我们再想办法。被错划为右派从重庆下放到邻村、刚落实政策当了中学校长的小姑夫得知消息后,答应每个月给我7元的生活费。那时候,我的迫切要求就是像其他同学一样,一顿不落地吃饱饭。
    但这一要求在省城比在县城更难实现。大三开学时,由于想尽办法也没有筹到生活费,家里同意了我在家自学的决定。我发电报向学校请假并托同学寄回教材,然后跑到母亲坟前痛哭一场。哭完之后还是不甘心,于是再次向亲戚和老师求援并得到他们的接济;年级主任还帮我提高了助学贷款等级;我还替教授誊写稿件、暑假与父亲一起做砖、寒假到集市上书写春联……由于自己的坚持,更是亲人和老师的帮助,我的医生梦得以延续。
    1992年,北京协和医院到华西招实习医生。接到通知面试的电报时,我正在离成都80多公里的邛崃县人民医院实习。那天下午,当我在忙乱的县城长途汽车站犹豫是当天回去,还是第二天与我心仪的女孩同车回去时,远处一人在喊,还有去成都的吗,最后一班车咯……我飞奔上了车。
    回到华西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同学说面试已经结束,协和老师明天去中山医科大学。我不甘心大老远赶回来却无法参加面试这一事实,我到旅馆找到了协和老师,在非正式场合下,老师用普通话,我用四川话完成了面试。第二天下午,年级主任告诉我,协和老师第一个打钩的就是我……20年来,我一直感谢到华西招生的刘秀琴教授和杨萍老师。
    在协和医院轮转实习半年后开始选科。由于母亲因妇科肿瘤去世,我一直想报妇产科。到协和后还知道,纪录片《林巧稚》说的就是妇产科已故老主任。但德高望重的舅公说内科很重要,最好选内科。室友也告诫我,男的当妇产科大夫不好,将来连媳妇都找不着。犹豫之后,我第一志愿报了内科。
    我第一轮实习内科,表现很好,所以信心满满,但没想到第二天总值班告诉我,教育处老师说某一科室点名留你,所以……我冲到教育处那位大半年前将我选入协和的老师面前。老师被我的激烈反应吓红了脸,说她可以再和内科商量。我愤然地说:内科就是留我,我也不去!哎,也曾年轻气盛啊。
    愤怒之后总得平静。留不到内科,就留不到协和了。本来按我的成绩保送研究生没有问题,但我早就放弃读研,想早点工作。那一年正好是华西最后一届六年制的87级和新改成五年制的88级一起分配,华西同学们已经分配完毕,留校机会不多,很可能分到地区医院。于是,在回地区医院还是再找机会留在协和的挣扎中,我的思路又回到了妇产科----那才是我真正的第一志愿!
    教育处老师说妇产科已经录取完毕,但我仍不死心。我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写了份求职书,走进了妇产科主任郎景和教授的办公室。郎大夫认真读完了我的求职书后说:写得不错,字也很好,不过我们的名额都满了呀。我请求郎大夫再想想办法。郎大夫似乎想起了什么,说科里还有一个专科生名额……他让我把求职书誊写两份,给两位副主任送去。
    三天后,教育处老师告诉我,妇产科录取我了。于是,我成为1993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四名正式编制录取的本科生之外的一名“编外医生”。尽管我与博大精深的内科擦肩而过,但离儿时的梦想---帮助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的希望却更近了。向林巧稚教授、张孝骞教授等前辈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协和医生,成为我那时的梦想。
    1994年,我写了一篇名为《对生命负责》的短文,获得协和医院医德医风优秀论文,此后获得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优秀病历一等奖。更幸运的是,还获得医院“十佳职工”评比最佳住院医生称号。在那年医院的春节团拜会上,卫生部长陈敏章教授亲自颁奖----那是我一生中最珍惜的荣誉。
    1995年,从老家来京看病的二哥在路上遭遇车祸,失踪一个月后我才得到消息。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找到在我三岁时把我从死神口中夺回来的二哥。据说3岁时我病得很重,父亲在山上都挖好了小坑。父亲抱着几乎没有气息的我出门时,二哥哭喊着不让才将我暂时留下来,第二天早上我嚷着要喝水。
    我回到重庆,沿着他可能停留的地方寻找,历时40多天,行程万里。上天不负有心人,我在郑州找到了失去记忆的二哥!马雪华书记、郎景和教授像家长一样先后来看望,向阳教授还倡议妇产科同事为我捐款……年终岁首,我都会拿出那张已经发黄的认捐单,从中感受妇产科大家庭的温暖。
    从那以后,除了觉得选择妇产科是很正确的决定之外,还觉得不应再满足于衣食无忧的现状,而要继续学习,以跟上团队的脚步。于是,铁下心不读研的想法改变了,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与名符其实的博士医生----Doctor ,重新成为我的梦想。
    1996年,我考取了郎景和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妇科肿瘤。1998年郎大夫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研究》,于是我也改变研究方向。我在全国首先建立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体外细胞培养模型,被师弟师妹们沿用,让我得意了很久。
    2003年,受协和医院推荐并经过激烈竞争,我入选北京市政府科技新星人才培养计划。在与其他科技精英们的交流中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落伍了,于是到国外做博士后研究成为我新的梦想。2005年,我获得法中科学与应用基金会奖学金,到法国从事妇科肿瘤的博士后研究。
    2006年回国后我与郎大夫进行了专业方向选择的深谈,最终我还是离开了他所在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小组,进入了妇科肿瘤专业组。郎大夫说我有一种肿瘤情结。的确,母亲的去世,让我对妇科肿瘤有难以割舍的情结,我从心底愿意帮助像母亲一样受难的女性。
    在临床工作多年后,我觉得知识和眼界又局限了,于是想停下匆忙的脚步,到国外高水平医院去驻足和观察、去对比和思考。2012年,在协和医院百人计划资助下,我前往美国访问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大学布莱根和妇女医院以及美国肿瘤排名第一和第二的MD Anderson癌症中心和Memorial 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已将访问感受写成三篇报告呈交科室和医院参考。
    从三峡库区的土家放牛娃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科肿瘤医生,阶段不同,环境不同,梦想自然不同。一个个梦想的实现,最初我觉得是个人的坚持和上天的机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梦想的实现,离不开亲情、友情、同学情、师生情的支撑,更如郎景和教授所言,离不开所处的时代。郎大夫说:“个人的命运和梦想是与时代相连的,没有人能跨越他所处的时代。”的确,时代其实给予了我很多。我的大哥和二哥学习成绩也很优秀,但由于正值“文革”,姥爷家属于“成分不好”的乡绅,他们连考学的机会都没有。
    诚然,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协和医院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如果没有和平的环境,没有前辈们搭建的平台,我们的梦想就不可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目前,我的梦想就是“林巧稚妇产中心”早日建成,我能拥有更好的平台,为信任我、更是信任协和的患者服务。
    与前辈大家和成绩卓著的同事相比,我只是一名普通医生,谈不上成功,没有励志资本。但是,作为幼年丧母差点失学的少年,能完成与协和妇产科的相约之旅,是想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和那些还在艰苦环境中奋斗的人,只要不怨天尤人、不放弃希望,梦想就有可能实现。如果每个协和人的梦能实现,建院百年时协和重归世界一流的梦想也会实现,中国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健康梦想也一定能实现!
    受篇幅所限,该文删短后刊发在6月24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评论”专版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纷纷来访,进行深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