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年伊始，作为院庆90周年活动之一，科研处举办名家讲坛系列活动。转化医学作为医院科研工作的重点和世界前沿研究的制高点，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因此，名家讲坛第一讲就由转化医学中心主任赵玉沛院长带来《关于转化医学的思考》，通过旁征博引的大量事例，以及深入浅出的形象描述，带领我们全面解读转化医学新理念。
 

加快转化医学发展,促进医学模式转变
Speeding up th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nd changing the medical models
北京协和医院  协和转化医学中心  赵玉沛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世纪，许多重要的变革都在这个世纪发生。医学也不例外。人类在二十世纪见证了医学科学与技术的巨大进步。例如抗生素的发明使用、各类疫苗的研制成功、医学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和蛋白质组计划的实施等，都对人类健康医疗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人类健康是否从这些进步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呢？答案是否定的。例如，1971年至今美国用于肿瘤防治方面的研究经费多达2000多亿美元，发表了156万篇与肿瘤相关的研究论文，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肿瘤防治的效果。另一个方面，肿瘤花费却逐年攀升。据美国癌症协会的报道，美国在2008年用于肿瘤防治上的费用达到了惊人的8950亿美元。可以说，我们在花大笔的钱用于晚期肿瘤的姑息性治疗上，而恶性肿瘤的整体治疗形势并未发生明显的改观。
    二十一世纪，人类健康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疾病谱的变化。据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的统计，心脑血管疾病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感染和寄生虫疾病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而且肿瘤性疾病也有追赶的势头。北京市2009年居民死亡原因中，心脑血管和肿瘤疾病占到居民死因的近75%。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一个新的理念被提出来，其目的就是将基础医学的进展快速的转化到临床实践中，为病人服务，为人类健康造福，这就是转化医学。可以说，转化医学是近十年来国际生命科学界的一大热点。从2003年开始，一批关于转化医学的期刊被创立，越来越多关于转化医学的文章被发表。特别是2009年，《SCIENCE》杂志也推出了转化医学的子刊，《NATURE》杂志虽然没有创建转化医学的子刊，但对于转化医学的关注度也是与日俱增。

一.转化医学的概念及体系建立

    转化医学的概念是新的，但内容并不是新的。转化医学产生于医学之初。早在两千年前我国汉代的名医华佗就从植物麻黄中提炼出麻沸散并用于临床治疗中。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展使医学进入到实验医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医学成果不再单纯来自于医生个人的行医经验，而是临床医学与实验室的结合。这是physician-scientist开始出现的时代。这个时代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结合得非常紧密，基础研究中的发现可以在临床实践中迅速应用。如英国的Flamming于1929年从青霉菌中发现了青霉素，二次世界大战中青霉素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而Flamming也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奖。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均迅猛发展，出现了知识大爆炸。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基础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割离，原来physician-scientist的时代开始终结。随之产生大量在基础医学领域出类拔萃的顶尖科学家，以及在临床医学领域成绩卓著的医生。这两类人才在自己的研究轨道上并肩前进，分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沟通和交流却逐渐减少。虽然其间也有很多基础研究的结果逐渐向临床转化，例如甲胎蛋白（AFP）在肝癌中的应用，糖抗原19-9（CA19-9）在胰腺癌中的应用等，但是这种转化已无法满足临床医学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需求。因此，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有人称之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死亡谷”。
    1992年美国《SCIENCE》杂志首次提出从实验室到病床的概念。1993年Pubmed上开始出现转化型研究这一名词。1995年，《Lancet》杂志首先提出了“转化医学”这一新名词。2003年，时任美国NIH的院长Zerhouni在《NATURE》上发表文章，为转化医学的开展指出了路线图。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填平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鸿沟，让病人从基础医学的进展中获得最大收益。
    因此转化医学是指实验室与临床研究之间双向转化的研究体系，即实验室研究获得的成果，迅速有效的应用于临床；临床中遇到和发现的问题，又及时反馈到实验室，进而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它是一个双向、不断循环向上的永无止境的研究过程，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促进人类健康。转化医学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将实验室、临床研究成果用于提高疾病防治效果；二是将研究成果用于制定预防、保健决策；三是将实验与临床研究作为制定卫生法规的依据。转化医学的基本特征是多学科交叉合作，不仅涉及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病理生理、药理学等领域，还涉及到信息、计算、统计、物理、化学、模型、网络、纳米等学科。它还是一个立体的，涉及微观和宏观、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系统。转化医学的实现需要有综合性转化医学团队共同完成，包括转化医学中心或转化型研究机构、医院、预防与保健机构、社区服务机构、医药企业等。其中，转化医学中心是这一团队的枢纽，转化医学中心与转化医学团队的其他成员间为合作关系。

二.国外转化医学研究经验的启示

    1.美国经验
    2003年，美国NIH提出了转化医学发展路线图和多个转化性研究项目，计划从2003年到2012年间每年投资5亿美元用于转化型研究中心的建设，目前已有38个大学和医学院建立了联合医学中心或转化医学中心。2006年，NIH自己也建立了转化型研究中心并开始施行“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Award，CTSA)。CTSA不仅推动本项目协作组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带动CTSA与其他基金伙伴的互动。CTSA旨在：(1)改善国家的生物医学研究状况；(2)加速实验室发现用于患者治疗的过程，有效缩短疾病治疗手段开发时间；(3)鼓励相关单位参与临床研究；(4)对临床和转化研究人员实施培训。目前，已有23个州的39家医学研究机构获得CTSA资助，从事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工作。2008年NIH投资4.62亿美元用于该计划，约占NIH当年预算资金的1.60％。预计到2012年，CTSA资助机构数达60家，年资助金额达5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在科研经费的政策上也很明确，相对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研发(R&D)占很大的比重。就在今年，美国政府又通过了一个新的提案，将建设一个促进转化医学研究的体系——CAN（Cures Acceleration Networks）,每年为转化医学研究追加5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在医学领域支持转化医学不仅已成“国策”，也已成为科技界、医学界努力实践的准则。在发展转化医学的同时，美国也注重加强转化医学人才的培养，出台相应的教育改革计划，出资改革博士教育，如衣阿华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医学科学家培训计划(Clinician Scientist Training Program，CSTP)。
    2.英国经验
    2004年，英国提出“科学和创新投资框架(2004—2014年)”，确立了国家创新研究目标与投资框架。2007年1月，成立健康研究战略协调办公室(The Office for Strategic Coordination of Health Research，OSCHR)，整合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和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NIHR)的研究工作，构建英国健康研究新策略，确定MRC、NIHR、NHS研究主题和优先领域。当前，OSCHR公布的职责包括转化医学研究、公共卫生研究、电子健康档案研究、方法学研究、人力资源发展等5个方面，明确提出基础研究新发现转化为新的治疗方法、服务于临床实践的医学研究战略，成立了转化医学委员会(Translational Medicine Board，TMB)、电子健康档案研究委员会(EHealth Records Research Board，EHRRB)、公共卫生研究委员会(Public Health Research Board，PHRB)。2007—2008年，OSCHR投入为14亿英镑，预计到2010—2011年将增加到17亿英镑，其中转化医学研究2010—2011年预算为l610万英镑。
    NIHR建立了综合性和专科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BRCs)，从2007年开始，5年中将提供超过4.5亿英镑资金，用于资助5个综合性BRCs和6个专科性的BRCs(主要开展肿瘤、眼科和心理健康等研究)进行转化医学研究。
    3.学术期刊
    世界上各主要的核心期刊都开辟了转化医学专栏，同时还出版了《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The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和《Translational Research》三本国际性专业杂志。《The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Medicine》的办刊宗旨是作为基础生物学家与临床医学家的桥梁，加速科学思想作为潜在临床治疗方案与药物的研究过程，并且该杂志设立了转化医学的专业奖金（The Excellence i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ward）以鼓励为转化医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人员。

三.我国如何开展转化医学研究

    转化医学的理念一进入中国，就得到了包括政府、学术界和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这一点与当年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是由NIH的院长向国会游说，争取政府的支持。今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就健康科学技术问题发表了重要演讲，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向临床、公共卫生服务转化，为人民健康造福。卫生部也多次组织国内学术界进行转化医学领域的研讨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在今年设立了医学科学部，这些都是高瞻远瞩、与时俱进，促进转化医学研究的措施。
    因此，我国现在进行转化医学研究，既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更要结合中国的国情。首先，我们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医疗体系与美国不一样。我们没有NIH这样的国家级机构，因此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积极整合优势资源，做成大的生物基础研究平台。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有二十个研究所、七家临床研究中心、四个临床学院，拥有一大批传统优势项目和众多的科研工作者。如果能够把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将形成一大批优势学科和先进研究项目。其次，现阶段国内的转化医学研究要注重选择优势项目、拳头项目作为突破口，避免很多专业齐头并进。这正像我们国家建国初期进行的体育强国计划一样，也是选择一些优势体育项目作为突破口。其实美国NIH在提出转化医学体系之初也不是各个专业学科遍地开花，刚开始NIH仅启动了28个项目。因此我们也应该选择一些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优势学科或者有发展潜力的学科作为初期的研究重点，取得一些成果后再将研究逐步铺开。第三，国内进行转化医学研究也要建立一批转化医学中心，但是一定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统筹规划，避免尚未具备条件就一窝蜂上马的情况发生。这既是对医学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不利于国内转化医学事业的开展，形成不必要的竞争。第四，现阶段国内的转化医学研究要更加重视从临床到基础的过程，也就是更加重视由临床医生凝练出科学问题，交给基础医学研究者去解决。另外，现在的临床研究必须是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有别于以往的个人经验为基础的临床研究结果。通过这种流水线式的信息沟通、交流，才能真正实现从实验台到病床再回到实验台的双向过程。第五，没有专门的研究型人才，就不可能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因此要海纳百川，不拘一格吸引人才。今年二月，美国华尔街日报、《NATURE REVIEWS》杂志和哈佛大学网站都披露了这样一条新闻，美国礼来公司研发部门的总监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中心聘为主任。有人认为这将是学术界的障碍，但是也有人在《NATURE》杂志上撰文说这是从工业界向学术界架起的一座桥梁。我想转化医学是个大的体系，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机制。虽然在国内目前还很难实现这种跨越，但至少给我们一些提示：人才在转化医学事业中举足轻重，应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同时，应该尽快形成并储备一批转化医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和人才梯队，使转化医学能够可持续发展。
    以协和转化医学中心为例，中心在成立伊始就深刻的认识到转化医学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行动。转化医学就是要从临床重大需求出发，凝练科学问题，通过基础和临床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诊断、治疗和预防水平。协和转化医学中心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国家级的转化医学中心，这正像协和医院建立时的目标一样，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好的医院。其次，我们强调从临床问题出发，回到临床解决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平台是以临床研究所为核心的，整合内部多个部门并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开展研究工作。为了使协和转化医学中心具有高起点，我们还专门聘请了国内顶尖专家学者组成咨询机构，并设立单独的工作机构。在人才建设方面，我们对引进的部分高端人才实施双聘制，并建立研究型医护人员的队伍。
    现在国内很多研究型的医疗机构、大学都已经成立或即将成立不同规模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这对我国转化医学事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各个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近期目标都是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从优势项目开始着手转化型研究。而长远目标就是形成转化医学的产业、加快中国医学模式的转换，促进中国医药卫生体制向着更加有益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个中间环节就显得格外重要。我想现阶段的中间环节就是要搭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平台，使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工业界、医药卫生产业链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打造一艘未来的“航母”，将转化医学事业做大做强。其中的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这必将是国内转化医学事业的发展模式和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