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起（前排中为周璿主任，后排左起：李清、杜寿玢、
查良锭、林宝善、金兰、王诗恒、李邦琦）

    一．偶然走进营养门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营养师”这个职业在中国鲜为人知。那么我是怎样选择了这个职业，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家人逃难到四川万县，正好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也迁至此，我在该校读完高中。金陵大学以农学院最为著名，我一直梦想到那里深造，成为一名农艺师。然而毕业时金陵大学因宿舍问题，竟然一个女生都不招，学校把学习成绩第一的我保送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没有农学院）。我先在金陵女大学习化学，不久转学到著名的北京燕京大学家政系学习营养专业。一来营养与农学都属于应用科学，二来化学课程的学分可以共享。
    1948年毕业时，老师告诉我们，燕京与北京协和医院有协议，可以推荐数名学生参加协和复院后第一期“营养师培训班”，一年后可授予营养师职称。就这样，我走进了协和殿堂，走进了营养学的大门。

    二．言传身教打基础

    培训班有7名学生，课程由营养师周璿主任和联合国儿童基金发展官员、资深营养师杜乐吾（HK Drummd）主讲，所教授与实习的内容均为西方现代营养学，与美国营养师培训的要求一致。我国知名教授，如林巧雅、曾宪九等也亲来授课，可见他们对营养的关心与重视。曾宪九教授说“许多病人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营养不良。”
    记得周璿主任回忆她入学时的情景，当时的科主任说“从实习营养师起，你将成为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必须记住，协和的传统作风是严谨，不论是实习、读书、还是工作，都要严字当头，一丝不苟。”周主任不但模范地执行协和传统，而且还把它当作传家宝传给我们，让我们受益匪浅。实习从厨房开始。先发一个实习提纲，了解每个岗位的特点、要求、操作步骤、卫生标准等，直到可以独立承担，最后写出总结。然后再轮到下一个岗位。
    在熟悉厨房管理全过程后，才到病房。先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和对食物有无不耐受或过敏等。然后阅读病历，了解病情及化验结果，同时与医护人员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治疗膳食，由老师点评合格后，才能由配膳员送到厨房去。我们和配膳员一起劳动，直至准确无误地把合格膳食送到病人手中。这仍不算完事，还要检查病人吃了多少，剩下多少，计算营养素的摄取量，随时接受老师的询问。这种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对于培养一名合格的营养师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三．临床营养不可缺

    培训班结束后，我留在协和医院营养部工作。“文革”一来，一切都变了样。营养学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被逐出大学门外。对营养界来说，损失的时间又何止十年，要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为此，我们不断呼吁要重视营养工作。在国外，我注意到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将营养列为国家政策，这使我大开眼界，将逐渐学习所得写成《谈谈营养政策》一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汇报，建议将营养学从油米柴盐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1985年我参加了卫生部《关于加强临床营养工作的意见》文件的起草工作，更增强了我对临床营养工作的信心。不久后，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成立，吸收我为委员，参加讨论“中国中短期的营养行动计划”。我们还多次向教委、卫生部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反映情况，希望能将营养教育纳入正规高等教育的范畴，解决营养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在临床上，我们通过膳食调查发现，传统的糖尿病膳食使多数患者处于半饥饿状态，免疫力低下，威胁着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我们与糖尿病组池芝盛教授合作，打破常规，在等热量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碳水化合物所占的热比，而减少脂肪所占的热比，结果观察到患者的病情明显好转，同时血脂有所下降。1982年加拿大Jentin提出血糖指数理论，1985年我们便在食物成分表只有粗纤维的情况下，着手研究24种常见食物的血糖指数，引进关于食物调节血糖的新概念。接着，我们用血糖指数低的燕麦进行临床观察，发现不仅血糖下降，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等血脂指标也有所改善。此外，我还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减体重，为妊娠糖尿病人进行营养评估与指导，为肾移植患者的术后营养治疗摸索规律。
    看到许多过去认为无法挽救的病人，由于营养状况的改善，重获康复，我体会到“营养是医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句话不是套话，不是夸大，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营养可以为人类健康保健、防病治病发挥更大的作用。临床营养光靠少数专业人员是不够的，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努力，营养学科发展任重道远。
    回顾一生，我庆幸自己成为一名营养师，这个职业平凡而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