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启程赴藏
    1959年夏，党中央要求协和医院支援一名身强力壮、专业过硬的年轻男医生护送北京民族学院320名师生前往西藏拉萨。张孝骞主任突然通知我即刻准备去西藏出差，虽然任务艰巨，但他相信我能完成。我接到通知后马上就去会计科取工资单，去院办公室拿身份证明，第二天背着行李就出发了。
    1959年去拉萨的交通很不方便，没有直达的飞机、火车，只有军用敞蓬卡车。此行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转火车到酒泉，乘军用卡车到格尔木，翻过唐古拉峰口再到拉萨，估计全程顺利的话需历时两周。每年10月份起大雪封山，不能入藏，8月份正是进藏的最佳时机。
    我带了两个充满了氧气的橡皮枕头和简单的药品就上路了，北京到兰州平安无事。在西藏驻兰州办事处休息的一天中，我们借了老羊皮大衣和大皮帽子，又厚又重，穿在身上很臃肿，行动很不方便，办事处同志说：“过了格尔木就知道，没有皮衣皮帽进不了藏。”
    进藏之路，曲折艰辛
    兰州到酒泉也是坐火车，酒泉当时尚未开发，是个不起眼的小站，我们在木板房内住了一夜，店主明文告示，此地用水紧张，喝的水是从几十公里以外运来的，根本谈不上洗澡、洗脸和刷牙。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喝口水，漱漱口，再把水咽了，马马虎虎吃了点干粮就上路了。我十多年前再打听酒泉，它已是我国卫星发射基地了，已建成了新兴城市。
    从酒泉再向西走就要坐军用卡车爬坡了，全队320人分坐10辆卡车，车厢两侧的两块木板条就是座位，有人只能坐在地板上。为了长途旅行方便，我们将男女分开。公路条件很差，高低不平，卡车的防震设备又极差，一路颠簸，像摇煤球一样，很不舒服。于是开始有人晕车了，我的药箱中仅有颠茄片和苯海拉明。我是个爬车能手，行车途中每辆车每天都需要有人爬上去巡视，这需要有一定的臂力。行车快慢、暂停休息全由司机们掌握，第一辆车的司机是组长，最末辆车的司机是副组长；他们相互照应，保证十辆车不掉队，根据路况掌握车速，要及时到达下一客运站，否则半夜耽误在路上，遇上土匪就不安全。这种长途汽车的汽车司机都是老资格的汽车兵，不但会开车，还会修车，熟悉环境且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当时没有手机或呼叫机便于联系，全凭经验。司机同志的确很辛苦，每天开车时间长，我们坐车的人有时还能打个盹，而他们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保证不出事故。他们早晨要早起，因为油箱夜间冻住了，需要用喷火器将油箱油路加热解冻，才能上路。
    汽车队走了6天到达了路途的中点站青海的格尔木。那时的格尔木很荒凉，渺无人烟。据说犯人在此不用管，跑了没吃没喝也活不了。由于没有像样的房屋，我们住在客运站的大帐篷里。吃的食物都是用高压锅做出来的，否则不熟。从格尔木再往南走要翻过海拔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峰口，车队更艰难地向上爬行。那里天气变化无常，时而飞沙走石，气温也时高时低，还遇到了冰雹，终于体会到“没有老羊皮大衣是入不了藏”的说法。道班工很辛苦，他们从事维修公路的工作，顽强地和恶劣气候做斗争，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很艰辛，每天在管辖范围内巡视路况和修理路面，很寂寞，见到人就兴奋，跳起来欢迎我们。他们的面部由于血色素高呈紫红色，身上穿一件羊皮袄。天热时把羊皮上衣往腰里一裹，光着膀子，晚上天冷时又缩回到皮衣里，冻不着。
    高原反应，有惊无险
    车队不断向上爬坡，到海拔4000多米以上时队员们出现高原反应的逐渐增多。虽说他们多是藏族，但在北京生活已3年，个别人也不能适应了，反应大的人说头疼如裂、气短、呼吸困难（肺部无啰音，尚未到肺水肿），站立后要跌倒。我劝大家休息，尽量减少运动，吃点APC，未舍得使用氧气枕。我自己没有太多的症状，但每天要翻上翻下十辆卡车巡诊，也觉得气短。
    为了活跃气氛，藏族同胞展示了他们能歌善舞的一面，汉族同胞也触景生情，抢着即席赋诗，慷慨激昂，热闹非凡。藏族同胞对我说到了拉萨要请我吃生牛肉沾盐，味道好极了，问我敢不敢吃。我们虽然路途辛苦，但能互相照顾，一路有说有笑。
    不知不觉车队已到达唐古拉峰口，突然有人传话说随队的两个小不点不怎么吃奶了，当即去查看，只见两个婴儿鼻翼扇动很厉害，尚无紫绀和颈胸部三凹现象，不发热。诊断为高原缺氧，四年前我曾在上海儿童医院实习过儿科一个月，知道小儿与成人不一样，各脏器发育还不完善，代偿能力很差，病情变化特别快，不能疏忽大意，如处理不当病情急转直下，就有危险。我当时手头虽有两袋氧气可以应付，但维持不了多久，当即与司机同志们商量，如何能尽快赶到海拔较低处？他们说车队向前开是下坡，后退也是下坡，距离都差不多。遂向队长汇报，建议快些向前，因为后退会影响全队的行程。于是与队长一起带着小孩坐第一辆车快速前进，2小时后到达安多，海拔4000多米，两个小不点的呼吸困难有所缓解，我的两个氧气袋也已用完了，真是有惊无险。
    到达西藏，兴高采烈
    翻过唐古拉峰口就进入了西藏自治区，都是下坡路，气候也好多了，阳光明媚，白昼特别长，到了晚上11点天还是亮的。一望无际的草原，牛羊点缀在绿色的地毯上，别有一番景色。奇怪的是当地乌鸦的个头比老鹰还大（据说是因为人死后天葬，乌鸦吃了人肉所致），队长反复告诉我们，在西藏天上的鸟和地上的老鼠都属于神灵，是不能打的，一定要尊重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流浪狗最好也别碰。西藏境内的客运站供应不错，当时内地物资供应已很紧张，但在客运站还能吃到花生米和肉罐头。绿叶蔬菜奇缺，汉族人不吃蔬菜难受，藏族人吃牛羊肉配奶茶，没有蔬菜也行。
    从北京到拉萨（海拔3500米）共走了两周，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到达拉萨后大家都很兴奋，多数藏胞是与家人久别重逢，亲人们带着暖壶，装着奶茶，还有酥油、糌粑和果子到汽车站热烈欢迎他们归来，我实在为他们高兴，也分享了这些土特产。我是第一次品尝糌粑，不知道如何下手，如何送到嘴里，藏族朋友及时发现，给了我一个小勺，还放了些白糖，我觉得味道就像我们吃的油炒面。

    “留下来帮我们看病”
    到达拉萨的当天，我随队长到市委报到，因顺利完成任务，得到了口头表扬。我将随身所带的剩余药品交给了医务室，当地领导告诉我：“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缺少医生，你就别走了，留下来帮我们看病。”那时我只有27岁，对外界事物觉得都很新鲜、好奇，就回答：“我没有意见，听领导的。”市委的同志们多来自四川，也有藏族同胞，都很热情，教我简单的藏语，带我观光游览，还发了一个月的工资242元（相当于副教授工资水平，当时我在北京的月工资只有62元，应是加了地区差别和路途补助）。
    我参观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1959年时的寺庙很雄伟，有不少善男信女在拜佛，他们磕头的方式和内地不一样，真是“五体投地”。庙内环境脏乱，空气也不好，都是酥油灯的哈喇味。老鼠多极了，无限繁殖，自生自灭。据说老鼠是佛爷身上的跳蚤，不让打。
    转眼已在市委上班10天了，当地同志教我藏语，便于和藏胞交流，如：ca bana gee du ga（哪儿不舒服?），go na gee（头疼），还有咳嗽、腹痛等，已忘却了。医务室当时的条件很简陋，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多是年轻人，身体强健，如有慢性病一般提前回内地。
    依依惜别，重返协和
    突然接到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的六字电报：科内正忙，速归。经当地领导批准，乘便车回北京。临别时当地领导、队长和队员代表到车站送行。萍水相逢，短暂相处，互祝前途无量，离别时不免有些伤感。此次护送任务前后持续了两个多月，安全护送了320人进藏，任务圆满完成。
    我亲眼见证了西藏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用5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人类社会几百年才能走完的历程。我们为藏族同胞欢欣鼓舞，祝愿祖国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