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医患关系越发紧张，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发展，仅2012年就有6起恶性伤医事件见诸报端。今年十月，短短一周内就接连发生４起恶性伤医事件，10月20日，沈阳一名医生被患者连刺6刀，10月21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重症医学科多名医生被殴打成重伤，10月24日北京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被醉酒家属殴打致骨折，10月25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3名医生被患者刺伤，其中王云杰主任当场身亡。听到这些，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我们无不沉痛、无不悲愤。面对暴力，政府在谴责，学界在声明，医院在呼吁。社会需要稳定，稳定之下的暴力事件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绝不能让暴力弑医的气焰掩盖了“严惩凶手、拒绝暴力”的呼喊。愤怒之余，每个人都应该坐下来冷静的反思，是医生出了问题？患者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作为一名从事医疗安全、医疗纠纷管理的医务人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患者角度看，对医学抱有过高的期望和“包治百病”的幻想成为医患矛盾恶化的主要原因。2013年中国医院协会公布全国六成医院遭暴力伤医，占前三位的原因分别为期望值过高、医患沟通不畅和媒体报道不实。屡见报端的医疗纠纷乃至恶性伤医事件是现代医学得到了高度信任的“副作用”，患者对认为送到了医院就能“包治百病”，“我们花了钱，人没有治好，你们要负责任，要赔偿我们”，却往往忽视了医学发展的局限，本是“同路人”却变成了“陌路人”，甚至是“仇人”。我曾处理过一起外科的医疗纠纷，术前患者家属用尽所有积蓄，希望患者能够站起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家属认为进了协和就一定能治好，那些所谓的风险根本不会“砸”到自己的头上，当结果并非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时，患者家属便大闹医院要求巨额赔偿，这是对医学抱有过高期望，无视手术并发症和手术风险的后果。医学不是万能的，纵然风险只有千分之一，但当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时就是百分之百。作为患者，一定要把自己的期望值放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信任医学，也要理解医学。
    从医生角度看，缺乏医患沟通以及由于医疗体制弊端转嫁过来的“怨恨”成为医患矛盾恶化的主要原因。当年协和医院张孝骞教授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医疗安全、医疗质量的重要性，维护患者生命安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现在这句话却被大多数医生当成了执业环境恶化、随时会遭受暴力袭击的“职业感慨”。个别医生态度冷漠、傲慢，不愿和患者多说一句话，解释多一句。我曾遇到过一位患者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地来投诉医生，原因是患者肿瘤切除术后发现身体里还“藏”着另外一个肿瘤，便投诉医生治疗不当。当听到这个结果时，一般人会认为医生太不负责，存在明显过错。但当我们邀请当事医生来与患者解释时，才发现原来患者病情非常复杂，腹腔粘连很严重，一旦切除会造成腹腔大面积感染，甚至肠瘘。医生30分钟的耐心解释反而化患者的愤怒为感激。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样的解释放在术前呢？
    从社会角度看，制度的不完善和媒体的不实报道是医患矛盾恶化的催化剂。“以药养医”的现状使得大医院为了谋生存不得已开出“大处方”、“大检查”；扭曲价格机制使得专家挂号费不如北京出租车的起价费，医学价值被远远低估；分级诊疗制度运行不畅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每天看60个病人的医生又怎能面面俱到耐心解释呢；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就医“三长一短”的现象愈演愈烈，暴力冲突取代了医患信任。此外，媒体的大肆渲染和不实报道不仅没有起到正向的积极作用，反而使得救死扶伤的圣地变成了暴力滋生的战场。白岩松曾这样评价医院暴力：每个人都是凶手，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
    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医患关系是最依赖信任感的关系。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们都应当冷静的为这场“暴力运动”认真反思。
    拒绝暴力，重塑互信，医生能做什么？拒绝暴力，医院要考虑医生的人身安全，建立医生安全保护应急处理机制，医生也需要“安全感”。近日政府要求每20张病床配备一名保安，其实很多三甲医院已经具备甚至超额完成了这项指标，但这只是治标而非治本，回归医患互信才是抵制暴力的治本之策。重塑医患互信是一段漫长的道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郎景和教授曾说，“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些耐心，多一些交代，降低病人的期望值的同时，使之对医学回归理性认识。我认为主刀医生要有选择的参与术前谈话，不能因为忙碌而挤压医患沟通、建立互信的时间，当我们在责难患者将“医患关系”变成“消费关系”的同时，我们这个白衣天使的群体，是否也应保持对健康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箴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道出了医患沟通的本质。
    拒绝暴力，重塑互信，患者能做什么？当医患关系从“善良家父”变成了“权责对等”时，患者拿着刀去质问医生的事情便时有发生。一把无情的砍刀夺下了可以拯救千万病患的手术刀，社会本不该如此。我们要充分的信任医生，相信科学，医学不是万能的，很多种疾病目前为止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判断去影响医生的处方，更不要将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带到“救死扶伤”的圣地。当我们确实遇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错误的诊疗时，要诉之有道，用法律来为自己辩护，不能用“闹”来换取利益，那样只会亵渎自己的生命。
    拒绝暴力，重塑互信，社会能做什么？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白剑峰曾这样评价医患关系，“当医闹属于个案时，需要反思的首先是医院；当医闹变成普遍现象时，需要反思的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在这里不想赘述制度该如何变革，那是政府该有的政治考量。眼下，我们只是真诚的希望政府要理解医生的处境、患者的无助；社会要包容医生无奈、患者的诉求。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媒体，我们真诚的希望媒体能够具备“兴利除弊”的媒介素养，医生的不合法行为可以曝光，但是暴力弑医的歹徒一定要得到舆论一边倒的谴责和法律应有的制裁，为什么媒体可以列举近几年暴力弑医的名单，却忽视了那份沉甸甸的“嗜血惩处”的罚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