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期，我认为作为一个学龄前儿童要改变自己的懵懂无知的状态，需要老师教给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阳光、颜色、形状、花朵、唱歌、画画、礼貌、集体游戏，还有简单的计数等等。幼儿园老师帮我睁开眼睛，观察周围事物，学会发现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老师帮我从家庭生活过渡到集体生活，教我知道集体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规则。所以，幼儿园老师是我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启蒙老师。上了大学，生物学老师教我认识细胞以及人体的结构和功能，这些都是以前我不知道的东西。生物学老师是我的医学启蒙老师。
    有那么几件事加深了我对启蒙老师的认识。
    “文革”急风骤雨式的斗争让医疗工作难以为继，曾宪九教授和我都没有权利进入病房工作。一天，曾主任问我：“一个小小的胃溃疡，外科大夫为什么要做胃大部切除术？”又有一天，主任问我：“为什么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里，外科只能治疗浅表的脓肿和外伤？”“现代外科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番对话引出更多使我感兴趣的问题。
    对话不在教室内，是以随意、分次、不定期、不定点的方式继续下去的。曾主任深信“外科学的历次重大突破都是由于基础医学的进展而得到促进”，“没有外科基础科学研究，就不会有临床外科的根本性变革（他主要指麻醉、失血、感染、休克、代谢等问题）。”他不急于告诉我他在想什么。他更多地提问，迫使我去寻找答案，或者承认自己答不上来了。
    在教学医院做了十几年住院大夫，我学习了各种疾病以及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以为这就是学本领、做学问。千百年前，人们是怎么发现并且逐步认识这些疾病、探索各种治疗的？教科书上有些简短的、叙事式记载，不足以引起我的注意，毕竟这些故事己成为历史。我们的前人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奇怪的，甚至荒诞的设想或者假设？为什么从古代外科发展为现代外科学，需要经历一千多年那么漫长的过程？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有一批先知先觉者，以他们的创新思维推动学科的突破性进展？历史成为不中用的古董了吗？对今天外科学的发展，我们能从历史中获取什么教益？坦率地说，在进入协和医院以前，在和曾主任的多次对话以前，这些问题我没有认真地思索过。每天都忙着解决眼前的医疗问题，每天都想接受新知识的灌输，就是不肯静下心来多问一个“为什么”。
    曾老师不会马上发表意见。他经常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提出问题，给学生思索的时间，引发学生表达自己的见解。作为学生，我总是根据自己既定的视野，已经拥有的初步认识，考虑这些问题。有时，他提出的问题并不能短时间内在现实层面得到解决，他不埋怨现实中的诸多缺陷，而是带着学生一起思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这样做”。
    启蒙是师生两人之间的对话，需要磨合，不是强制性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启蒙。我没有压力，却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好玩”。我之所以决定选择危重病医学作为我从事的新专业，完全缘于曾宪九教授的启蒙教育。说到底，启蒙教育是培植学生对客观事物产生兴趣和好奇心，启发创新思维的教育。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教会学生知道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不等于传授知识。“知道”不等于拥有“知识”。
    我从1991年起，以协和医院的名义和外科学杂志联合举办各届全国危重病医学学术会议。1996年后以中国生理学会名义举办过多届全国会议。静下来反思，作为会议组织者或报告人，我多半热衷于让各地同道们“知道”最近进展和研究成果，缺乏让与会者们去思索，去研究，主动提问的意识，本质上是一种灌注式的继续教育。大家的头脑成为了信息的跑马场，或有埋怨，却情不自禁地涌入陷阱，正像《围城》外的人要挤进去，《围城》里的人出不来一样。与我的老师相比，我是不肖的学生。今天的我们或多或少仍习惯于背书和牢记，且看2012年我国干细胞论文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但缺乏创新。
    曾宪九教授生前多次说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科学家头脑的临床医师。钱学森老先生晚年多次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确实令人困惑。
    央视主持人张泉灵讲过一则故事：中日学校如何考“甲午海战”，中国的考题是甲午海战的历史意义，老师总结5点，学生背熟，少答1点就扣分。日本学校怎么考学生的呢？了解甲午海战的历史之后，你认为日中之间还会有战争吗？谁会赢？你为什么这样判断？
    这个故事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培养方式。国家的进步之魂是教育。有好的启蒙老师，才有好的启蒙教育。在人生的不同层次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