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个话不多的人。在家里他常常默想或自言自语，教育孩子的事自然由妈妈一手揽下了。不过这些年来我逐渐意识到，爸爸教给我的东西并不比妈妈少。虽然他平日安静，我却总能去观察他。可惜这种机会不多，直到最近两年我才在他身边多待了些日子，与其说是陪伴他，不如说是抓住最后的时机汲取他的感染。在此，我从观察中过滤出一点点他的有声和无声的“词句”。
“请”
爸爸在家里也常把“请”字挂在嘴边：“请把这杯茶换一下”；“请把那张报纸递给妈妈”。说完还要追加两个字：“谢谢”。真是好笑，我想：他大概是和西方文化打交道多了，在家里还是个洋作派。可是时间久了，发现这“请”字并不那么简单。他不仅对我们姐妹用“请”字，和我妈妈也常这样说话。在医院，他对院长、熟悉或不熟悉的新老医生、年轻护士、轮番倒换的护工和家中历届的保姆都用“请”字。重要的是，无论对象是谁，与这个字相伴随的声音大小、长短顿挫、语气和表情都是一模一样，从来不是客套而是由衷的。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想说出“请”也已很费力了，他便慢慢地将双手掌勉强合拢，轻轻摇一摇略做作揖状——一种彻底的中国式的语言！
“对不起”
算起来爸爸平日不常说“对不起”。不是他不曾抱有歉意，是他确实不怎么出差错。这表现在两点：第一，他不烦躁上火，如果心里真的着急就会略锁眉头思考，反而更不出声了，所以不会伤及他人。第二，他做事有条理，动作稳健。晚年时，他在更是在生活中寻求规律性，起居的每一行动都落在自己控制的步骤当中。随着行动范围的不断缩小和手的加剧抖动，他的动作也相应地愈发慢而稳，不会出意外的。
2017年初家中虽有供暖外加空调，为了使97岁的爸爸不着凉，大姐要求我们给他上身穿四层衣服：无领内衣、有领长袖T恤衫、薄毛衣、厚毛衣，然后把领子翻到毛衣外边来。每天穿脱两次，共四次操作，动作顺序严丝合缝。这期间，并不是我们让他如何配合，而是他准确无误的意识引领着我们的操作，一切都是在无声中完成。有时，我稍有跑神儿，必会在顺序上出偏差。此刻，他一般不给予纠正，只是稍等一下，直到我发现自己的失误。于是我一边偷笑，一边把顺序迅速地调回到原有的轨道上来。这天下午起床后，我帮他在洗手间洗脸擦背、抹护体霜。一切做完后，我抻平他的第一层内衣；穿上有领T恤衫，这时只见爸爸示意要站起来……我也不出声，稍等一下。他看见我手中准备好的薄毛衣，突然意识到他自己出“错”了，立刻自嘲地笑了，说：“哦，对不起”。真行，从早上到下午就说了一句话，还是个“对不起”。
最后的申请
2017年夏，妈妈和爸爸的病情发展都在加剧，两人都住协和医院，却各属于两个不同部门的病房。此时爸爸的状况比妈妈好，每隔一段时间他可以坐轮椅到妈妈的床前和她拉拉手、摸摸脸。妈妈半昏迷时他就坐在旁边，默默地感觉着她的存在，时不时还要瞄一眼他那块从不离身的手表以确保不超过探视时间。到了夏末，爸爸出现轻微脑梗，说话常常语不达意，勉强写出的字也是缺笔画少偏旁的。此时妈妈已熬到了生命的最后。在告诉了他真实情况后，他的反应似乎还算理智，可接下来就是连续的失眠。
这天凌晨三点，他请护工小白往家打电话，让我们去医院与他“商量重要的事情”。我赶到病房后见他正抖着手全力地在纸上画着似甲骨文般的“字”。小白又拿给我他早上六点写在小黑板上的“句子”。两份不成样子的东西凑在一起，勉强可猜出：“我、方圻”“府帅”（原意为帅府病房区）、“申请”、“不方便”等字样。我实在不懂，认为他今天是要糊涂一整天了。可他躺在床上冲着我瞪大眼睛，嘴和手努力地动，分明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他突然蹦出了“妈妈”二字。然后，眼睛带动着头慢慢地向左转动，最终眼神锁定了两米以外的一个点——这正是家中妈妈床头的所在位置，而眼下他的病房中也刚好有这个空间！我顿时向他喊：“你是不是想让妈妈挪到你的病房来？”他非常明确地点头，清清楚楚地说出了一串串完整的句子：“问（大夫、领导）……，方便不方便……，麻烦不麻烦”，之后又反复了很多次“方便不方便？”这哪里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无论是从医院的规章制度，还是从医疗操作上说这都是绝不可能的。我说：“妈妈已进入非常危险的状态，不能挪动！”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无声地彻底罢休了。此刻，小白和我同时跳起奔向那张纸和小黑板，再次反复推敲他的文字。几个小时的谜终于浮出水面：他是在试图写一封正式的申请书，是经过了整夜的激动，努力调动了所有“短路的神经系统”而理智地写出的申请书。与他说出的话拼在一起，我们能揣测出大意：“（我妻子）1号已昏迷。我，方圻，申请将她搬到帅府区我的病房中，看看方便不方便”。在这竭尽全力画出的二十多个字中，“我、方圻、申请、（方便）不方便”之类恭敬的字眼占据了三分之一。这也是他最后的文字。
爸爸确实是个内敛的人，有声和无声的表达方式都是简单而又浓缩的。可是，当我给他整理他的录像时却惊异地看到另外一幕：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话多、节奏快、口若悬河。那动作幅度之大更是姐姐们和我在家中从未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