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日便要启程去西藏。此去艰难，路途坎坷，千里迢迢，像是换了人间。
父母双亲已是古稀老人，圈在一间小小的陋室里，抚养着我四岁的女儿。夫人在上海，天各一方，爱莫能助，这次专程赶来送我。母亲对我说：“你要去西藏，我会把家管好，把你的女儿带好。”我懂得母亲在想什么，我懂得她承诺的分量。临行前，两老一小站在小屋门前，面无表情，要说的话都说了。我和夫人用一根木棍，挑着两只行李包，一前一后，动身上路，头也不回。到达阿里的两个月后，我才接到母亲的第一封来信。信中说，她一个人悄悄地跟在我俩后面，直到我们上了电车，电车开走，看不着人影，自己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才转身回家，独自泪流。正如古人的话：“游子天涯路，高堂万里心。”
没想到家书的邮递竟如此困难。1956年火车修到甘肃张掖，就算是终点站了。从张掖到乌鲁木齐，要坐大客车走上半个月。铁路能延伸到乌鲁木齐，已经算进了一大步。邮件由此转发喀什，至叶城，再装上卡车走公路。然后换车过平均海拔5000米的界山大坂，绕过好几道弯，进入西藏，路况很差，车辆稀少。尽管信封贴上蓝色航空标签，一封信走上一、两个月是平常事。夫人来信说，我离家两个月，杳无音讯。着急，写了封航空信，投寄“西藏阿里狮泉河”。上海邮局职员说，地图上没有标出“阿里”，也没有“狮泉河”，无法邮递。夫人不甘心，去新华书店查找地图，亦一无所获。最终在一张供红卫兵大串联参阅的地图上发现了明确的标志，才说服了邮局。那是1972年的故事。
过了嘉峪关，但见落日余辉下的古城建筑，几分凄凉，几分悲壮。古诗曰：“西出阳关无故人”。此地离阳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新疆军区和南疆军分区分别给我们开出介绍信。我们将沿着天山山脉西行。前进方向的右边有绵延起伏的高山峻岭，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去阿克苏的路上，车子很颠簸，有几次把人从座位上抛上去又摔下来，行李跟着翻筋斗，这便是出了名的“搓板路”。过了阿克苏，但见大风飞扬，满天沙尘。一个上午过后，发现大家都成了“灰眉大侠”。彼此顾盼，放肆地大笑一通。传说当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间把头发都急白了。也许古人有意突出戏剧性效应，其实伍子胥何尝不受沙尘暴袭击之苦。
喀什是新疆第二大城市，市集上挤满了人。我们拐进小巷逛了一圈，摩肩接踵，毛驴也会挤进来，从背后顶着我们，好生热闹。有买四楞小花帽的，有买短刀配刀鞘，修饰多样化。漂亮的马鞍子前所未见。周围全是大胡子维尔吾族人。在这里，我们是少数民族。
再往后有一段路程是沿着火焰山走。山的石头是红色的，阳光照射下，红得灼热。远处望去，一派红光，冒了火似的。迎面吹来的风热辣辣地刺脸，山洼里时不时升腾起一团云雾，顿时让我想起《西游记》里火焰山妖怪出没的故事。今日身临其境，感受真有其事似的。
到达叶城，一片开阔的空旷地带横在眼前。极目远眺，一座山脉拔地而起，矗立着，牢牢地扎根在这块大地上，凝聚着巨大的力量，不可动摇，这就是界山大坂，介于新疆与西藏之间的大山脉。猛一瞥，极具视觉冲击，震慑人心。我们终于要向西藏进发了。那辆卡车改装的长途大巴，搭乘十来个人和全部行李，马达不堪重负，上路伊始，就哼哼着、摇晃着。车到山前自有路。达坂慢慢地掀起面纱的一角。峰峦起伏，白雪皑皑。盘山公路蜿蜒而上，托起一片凉爽之气，淡淡的稀薄。苍天在上，穆穆皇皇。
翻越黑卡大坂时，卡车发生了第一次故障。过了红柳滩，在奇台大坂，卡车向自己的极限发起冲刺，一阵痉挛后再次瘫痪。大家下来推车，轮子又转动了。我从车后转出来，突然，似乎有一只大手掐住喉咙，喘不上气来，脚被钉在冻土上。时间凝固了。就这么几分钟，也许就几秒钟，没有喊叫。稀薄的空气冲进我的肺腑，我走向车门，把住扶手，费牛劲，迈上踏板，爬进车厢。从此，我对卡车再没有怨言，因为它正在做力所不能及的事。理性让我们选择了返回三十里营房（兵站），休息一天，让司机把车修好了，继续上路。最高的大坂海拔6000米，一下子过来了。继续前进，下坡，降到海拔5000米，在路旁第一次见到一顶藏族的帐篷，孤零零的，没有邻居。医疗队笫一次进到帐篷里去访问老乡，简直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过生活。
大坂寒气袭人。因为疲劳，车厢内恢复安静。眷念缠绵无穷期，千里似梦幻。我的思念很快飞向遥远的北京，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住着的我的父母和女儿，还有与我两地分居九年的夫人。我曾一度困惑，陷于绝望。是这个家支撑着我继续前行。其他往事、人间的种种恩怨、经过时间的洗炼，统统在界山大坂的博大和宽容中，分解净化掉了。凝视窗外，万里净空，天高云淡。但愿人长久。

 

盘山公路婉延而上

医疗队专用长途大巴行进在界山大坂的公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