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志愿参加八路军
    我出身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七七”事变后，我被护送到陕西省西安市名曰读书，实则“避难”。1938年4月，我在西安市乐育中学校内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乐育中学有位名叫黄竹君的教官对我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下有一个专业文艺团体，名曰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简称“东战团”，我看你很有文艺方面才干，如果你愿参加我可以作介绍人”。我对黄教官说：“我看过东战团的演出，很有水平，现在国难当头，谁还有心思坐下来读书呢？人生的道路是靠自己闯出来的，我愿意去。”
    几天后，同乡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八路军的文艺战士，应与你的官僚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你原名叶笺，既不好认，也不顺口，改个名字吧！你是江苏人就姓苏！你出生在苏州市是苏州一颗革命的萌芽，干脆就叫苏萌吧！”从此“苏萌”二字伴随着我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巧遇白求恩大夫 初闻协和医院
    1939年3月初，我们终于到达盼望已久的冀中军区驻地。白求恩大夫与我们差不多同时到达，两天后军区首长决定举行军民联欢晚会，东战团在第一场演出。大会上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首先讲话：“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加拿大共产党派到中国解放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他的翻译董越千同志”。在董翻译陪同下，白求恩登上舞台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我到中国解放区来，救死扶伤，我要上抗日最前线，上战场，马上就去”。简短的讲话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1939年5月底，东战团与原军区火线剧社合并仍称火线剧社，原剧社一队人员去路西华北联大文学院学习，我被任命为副队长。会后第二天吕司令员要给我们做一套新军服，大家一致认为白求恩大夫穿的那件“列宁服”最合适，当即指派三位江苏籍的女演员和我一同去拜访白求恩，一是请白求恩给沈乃然诊断她背部肿块，二是借他的列宁服当样品。
    白求恩大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仔细查看沈乃然背部肿块后说，这是肿瘤，现在没仪器设备，很难判断是良性或恶性，但必须尽快手术，咱们部队医院没有做这种手术的条件。他思考片刻说：“北平市有座美国人创办的协和医院，设备条件都较先进，我的几位朋友都在那里工作，我可以给他们写信，请他们收治。”白求恩随即提笔写信交给我们。随后我们说明来意之二，白求恩爽快地当即脱下那件列宁服说：“新的军服最好也给我一套，以便换洗。”
    几天后，新的列宁服送到我们驻地，大家十分高兴，迫不及待地穿上新的军服马上去白求恩驻地再次拜访，并把新旧两套一并奉还。白求恩上下打量我一番说：“小鬼，你穿上新的军服很神气，像个小八路，来！我给你拍张照片吧！”三天后，董翻译亲手把相片交给了我说：“白求恩大夫很少给别人拍照片，因为他带的胶卷很有限，这是白求恩大夫送给你的珍贵礼物，留作纪念吧！”董翻译还对我们说：“他从延安陪伴白求恩大夫到这里来快一年了，我对他很了解，他的人品性格，特别是他敬业的工作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白求恩大夫到晋察冀边区后，聂荣臻司令特批每月给他十块大洋做生活补助费，他对聂司令说，我来中国解放区是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区军民生活如此艰苦，我要与军民同吃同住，要这些钱干什么呢？我不能收，谢谢首长对我的关心照顾”。随后董翻译又把另一张照片交给我们说：“这是白求恩大夫抢救八路军伤员手术中我们拍下的，他很高兴，让我把这张工作照送给你们一张留作纪念吧！”
    大约两个月后沈乃然通过军区“敌工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关系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手术很成功，顺利返回部队。通过近两个月的交往，我第一次从白求恩大夫口中知道，北平有座美国人创办的协和医院，但万万没想到时隔四十多年，我竟然成为协和医院院领导班子成员。
    从那以后我与白求恩再没见过面。一年多后，从毛主席“纪念白求恩大夫”悼念文章中知道，白求恩为抢救伤员，手术中不幸被刺破了手指感染中毒患上败血症，因解放区无药可医，殉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场上，正像毛主席所说：“白求恩大夫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39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会上有人问我入党动机是什么？我回答：“打日本救中国，不当亡国奴”。
    三、调南下支队，入“抗大”学习，参加百团大战
    1941年冬的“皖南事变”对我军造成沉重打击。当时国民党杂牌军石友三部队也住在冀南军区防区内，专门与八路军搞摩擦。南下支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我被调去任支队政治委员谭冠三政委的秘书，随支队直属机关向东光县转移，中途突然遭到日军伏击。一颗迫击炮弹直落在我的坐骑面前，马被惊吓狂奔，一下子把我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当场昏迷过去，幸而被几位战士用担架把我送到安全地带，但我的马却不知去向，我的全部被褥衣物都丢光，所幸没受弹伤。这是我第一次死里脱身。
    1940年春，我被选拔入“抗大”学习。1941年解放区开展百团大战，我们“抗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去下连队当兵，实行实战授课。我的主要任务是破袭日军交通线。日军所控制的主要铁路干线防守很严，铁路并行的两侧都挖约二米多深的护路壕沟。铁路沿线日伪军岗楼林立，岗楼顶部设有探望灯，可以360度巡射。我们破袭部队都穿有树枝做的防护伪装，都在夜间行动。
    有一天在挖日军护路沟时，我不慎掉了下去，护道沟上口窄，下口宽，人掉下去无法爬上来。当时我的右臂肩部脱臼，动也动不了。两位战士用绳索一头拴在路轨上，一头系在腰间跳下去救我，直等到战斗结束天亮后把我送回驻村。找了一位“巫婆”给我治疗，把我的右臂前后左右摆动，疼得我实在无法忍受，右肩部红肿得厉害。部队派连卫生员用两天行程把我送回“抗大”三团，经医院医生诊治顺利使脱臼部位复位，因没及时救治，伤害了肩部肌腱留下残疾，左右臂一长一短相差十多厘米，这是百团大战留给我的终身纪念。
    四、残酷的一九四二
    七月初我们转移到安平县赵各庄，村长把我安排在军属种西瓜大户赵大爷家。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取午饭，刚走到村中丁字路口抬头看见村长领着一小队日本兵走来。我心跳快到嗓子里，手足无措。日本兵就问村长，他的什么的干活？村长灵机一动对日本兵说：“噢！他是咱村种西瓜大户赵大哥的儿子，从小得病吃错药了，自小就成了哑巴！所幸耳朵还能听见事，他家种的西瓜名叫‘三白’，白皮、白瓤、白子，大大地甜，回头叫他爹送一车到村公所，让皇军解解渴”。我呆站在那里一言没发。日本鬼子半信半疑地向我摆摆手说：“幺西，开路”。这时村长还假意提高嗓门对我说：“哑巴，别忘了让你爹给皇军送瓜”。
    日本兵渐渐走远了，我一口气跑回去。我告诉大爷大娘，我上衣口袋里装有白求恩大夫给我拍的相片，还有“抗大”校徽等，若被日本鬼子搜了出来我死不要紧，连累你们全家那可是我天大的罪过。
    当晚村长来赵大爷家看望我们说：“全村人谁都知道赵大爷并没有哑巴儿子，万一传出去麻烦就大啦！明一早我派民兵把苏同志送到小李各庄，那里也是堡垒村，村长姓王，也是共产党。”我当时激动地双膝跪倒，想给他们磕头感谢!村长把我拉了起来说，咱们军民是一家，等打完小日本，咱们还会见面的。我依依不舍地含着眼泪，把村长送出大门，目送他远远走去！这是我第二次死里脱身。
    1942年6月底，我转移到安围县张庄村，日本鬼子实行了三光政策，我们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我们进村不久就听到枪声，日军包围了我们，但几次向村中冲击都被我军打退。可支队指挥员说，明天日军肯定有增援，所以今天黄昏必须突围，你们剧社的人员突围时，一定要大帮小、男帮女、一对一互帮互助。我被安排帮助国防剧社女演员刘哲，烘炉剧社女演员张玲由段月波负责，以连响三声枪响为信号。
    听到信号，大家奋不顾身向林南冲去。我拉着刘哲冲进一片菜地，不远处见张玲独自一人趴在小沙坑里。她说她饿得实在跑不动，我和刘哲急忙拉起她，三个人一同向南跑去。此时敌人追击的枪声像雨点般从身边飞过。跑出不足百米，刘哲、张玲两人突然倒地，都是面部朝下满头是血，我用尽全力拉，但她俩一动也不动。我跪在地上摸她俩鼻孔，发现呼吸完全停止，只好放开她俩的手向前跑去。淌过小沙河，在一片树林内，我见到一群突围出来的战友。一阵飘泼大雨之后，我们发现二十六具遗体，其中包括刘哲和张玲。我们用门板把全部遗体抬到村西杨树林，草草挖了二十六个沙坑，流着眼泪，把二十六具战友遗体掩埋。张庄战斗是我第三次死里脱身。
    五、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下午，我们正在做晚间演出准备。忽然听到邻村群众敲锣打鼓高喊，“日本鬼子投降啦！”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蔚县桃花川。
    10月10日，适逢是国民党政府国庆日，由我军主持在张家口广场庆祝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会上我们战线剧社演出话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并当场炸毁了日军遗弃的忠灵塔（类似日本靖国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