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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先贤去,似曾相识忆归来
时间:2014.06.09 点击数: 字体: 发布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马家润

    今年6月8日是病案科老主任王贤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曾在病案科工作的马家润老先生,以83岁的高龄,回忆记录了王主任一生对学生的谆谆教导和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在协和工作的60年中,王贤星创建了科学的病案管理方法,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还开创性地开展了资料信息化工作,后被多家医院采用。三百多万份的病案是协和的“三宝”之一,是我国医学的巨大宝藏。这几百万份命运坎坷的病案经历了民国、抗日和文革那些动荡年代,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小小病历的命运折射出来的是协和人对医学理想的坚守,也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让我们跟随马老的文字,缅怀先辈,铭记历史。

1989年,马家润、王贤星与陈敏章院长的合影


    王贤星,湖南省临武县人。生于1894年6月8日,卒于1989年7月4日,享年96岁。王贤星于1916年毕业于湖南省雅礼大学,毕业后又到南京大学攻读拉丁文一年。1919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宗教部工作。1921年医院建成后被院长斯隆分配到医院组建病案室,自此踏上了病案信息管理的道路。1923年6月,王贤星接任病案室主任工作直到1977年退休,在协和整整工作了60年。他在协和创建的科学的病案管理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被我国多家医院采用,国内很多优秀的病案管理人员都直接或间接得到过他的教导。
    不拘旧制 坚持创新
    王贤星主任是一位思维敏捷、谦恭好学、勇于开创的工作者,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创建之初就建立了一部较完整的病案管理方法和合理的工作流程。1924年院长决定把医院统计工作交由病案室负责,王贤星结合医院的具体情况设计了反映医疗工作的统计表报,每年都将医院接收病人的病种做出详细的分类统计。在疾病与手术分类方面为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1927年他结合医院的情况在医院病案委员会主持下编制了《疾病、病理情况和手术操作名称》(Nomenclature of Diseases,Patho-logical Conditions and Operative Procedures),以解剖系统为主进行分类,供本院医师填写临床诊断和病案室做分类索引使用。1935年5月21日病案委员会讨论决定在本年7月1日起参考美国医学会编《疾病和手术标准名称》(Standard Nomenclature of Diseases and Operations,简称 SNDO)作为医师填写临床诊断和编制索引的依据。随着医学地不断进步发展,1958年SNDO的分类已不再使用,国内又没有适用的疾病分类指导书籍,王贤星主任参考国际疾病分类第6版并结合多年经验,制定了适合我院的新分类系统。鉴于新中国建国以来缺少指导临床书写疾病诊断和病案管理编目的指导书籍,1964年王贤星主任向医院党委提出编写我院的疾病分类手册,在院党委领导下组织临床各科提供素材,可正准备编辑时,恰逢“文革”,只得搁置一旁。
    “文革”后期王主任不满足当前工作,于1974年对原疾病索引作了某些调整补充。1976年唐山大地震,王贤星主任在医院停诊期间重新整理了1964年收集的疾病诊断名称资料,并结合60年的经验组织编辑了《疾病分类和手术分类名称》。该书于198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并由卫生部向全国推荐应用。王主任虽已退休多年,但仍支持病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在1984年积极投入了国际疾病分类第九次修订本的翻译。
    王贤星开创性地组建信息资料方面的工作。在1948年北京协和医院复院时,即提出将病案、X线片、病理照相和病理切片统一编号、统一管理的计划。当时正值刚刚复院,病房尚未全部开放,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协和医院前,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是解放军总医院、阜外医院和肿瘤医院病案室在王主任指导下,从1954年起,将病案及X线片实施了统一管理。
    鉴于病案的不断增加,病案贮存成为最难解决的棘手问题。1954年,王主任决定将1942年以前的门诊病案的病案袋抽出,将一百份门诊病案组合装入一个大病案袋内,压缩病案占用的空间,解决部分病案的存储为问题。同时请我院著名医学摄影专家蒋汉澄先生拍摄部分病案制成缩微病案,但限于当时需要进口胶卷,不可能大规模的制作,只得作罢。当王主任了解到病案尾号排列系统,立即介绍给北京同仁医院和新开院的北京宣武医院,取得了病案归档管理的良好效果。1960年协和医院门诊、住院病案两种编号改为统一编号,也是工作中不断总结改进的结果。王贤星主任时刻在构思着怎样改进我国的病案管理工作,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还要到病案室提出建议。

1989年6月院领导看望王主任,最后的留念


    招贤纳士 争相报考
    王贤星主任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在医院被誉为“协和的大好人”。当时还属于美国人管理的北京协和医院管理严格,等级分明。我于1950年1月2日到协和医院工作,被分配到清洁大班做清洁工。每天早晨7点前要到家政科报到,3次迟到就被开除,日间有专人查岗,检查各处清洁的状况,发现偷懒或是清洁不彻底,就被叫到家政科训话,再发现问题将被辞退。
    1950年3月病案室要录用一名工作人员,院内立即有八、九位同志报名。我在工作期间听到多人讲述病案室王贤星主任待人和善、一视同仁的故事。虽然对病案室并不了解,不过听闻病案室王长宇先生的介绍后,即决定报名参加。经过笔试后,并参加了由英国人安斯理副院长和王贤星主任主持的口试,最后竟被幸运地录取了。
    初到病案室,猛一看王主任有些像外国人,又见经常和到病案室的医师说英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让我听起来很费劲,我的心里不免有些畏惧。但我虚心向学,工作很努力,王泉、何连泰、娄庆生等几位老师热情地带我工作,减轻了我的负担。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病案管理生涯。
    老师们经常教导我工作要认真仔细,病案是重要的记录,“千年的字会说话”,任何文字记录都不能随意丢掉,是有力的证据和诊断治疗依据。病案是按号管理,号数至关重要,王泉老师就这件事谆谆教导我,“我们是吃号头的,一定要认真,不能出错”。一次王主任让一位同事去库房找一份急用病案,那位同事没有仔细记录病案号码,便匆忙跑到库房取来一份病案,结果号数不对。当时医师急需病案,情况非常尴尬,但主任并没有责怪,而是令其注意,再去库房找来所需病案。在病案室工作时,我也观察到王主任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人。
    谆谆教导,培育后辈
    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学习,1952年夏天王老师安排我和杨国城老师一起值晚班,跟着杨老师学习医院统计工作。1952年9月,医院领导调我到医院工会职工业余学校做文化教员,1954年1月,杨国城老师准备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我被调回病案室,接替杨老师的部分工作。我虽短暂和杨老师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并不掌握病案管理的全部工作,王主任交给我一册总后卫生部规定的疾病分类统计册,列有数百种疾病名称,叫我做住院病人疾病分类统计,我直言告诉王主任很多疾病我不懂如何分类。王主任和蔼地说:“不要怕!我来教你。”主任让我坐在身边,详细地教我每种疾病应归入的分类,也激励了我加强自学掌握知识的意志。主任平时并不讲解什么问题,但只要你向主任请教,他便滔滔不绝地把他所知倾囊传授。
    1959年王主任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李铭主任整理编辑病案管理的书籍,着意让我参加对我培养。由于深得两位前辈的教诲,我有机会更深入的了解病案管理的知识。1977年王主任退休后回忆起某些情况便做好记录,时常来病案室对我讲述这些情况,使我获益匪浅,这是对我教导的亲身体会。而主任对任何人的教导尽皆如此,同志们深深得益于主任的教导。这些人早期在协和学习工作,离开协和多年有机会来京或者到协和医院都来病案科看望王老师。
    王贤星主任有着一颗大力发展病案管理事业的热心,工作的60年间接受进修培训的人员逾百名,王主任都亲自为他们讲授有关专业知识。1954年-1962年,病案室为全军及各军兵种总医院和铁道部全国各铁路中心医院的病案管理人员分期分批举办进修培训,王主任都亲自授课,深得学员们的爱戴。多数到医院进修学习的同志,日后都成为各医院病案科室的领导和骨干。很多单位的病案管理人员都得益于王贤星主任的教导。
    为了病案管理事业后继有人,王贤星主任于1954年在第一期《中国医学杂志》发表了“建立病案学科”的文章,建议卫生部组织病案管理教学培养专业人才。1959年、1978年两次向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建议开办病案管理教育的报告。为解决我院病案室工作人员来源,他多次向医科院和医院领导报告建立病案管理学校教学,但限于条件未能实现。1963年,医院领导决定从护校选派部分学员,在他们的实习阶段到病案室学习,1963年、1964和1973年共培训3期17名学员,王主任都为他们系统的悉心授课,补充了科室的新生力量,同时也支援了医科院兄弟医院解决病案管理人员的短缺。
    艰难岁月 共度难关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年12月,日军将北京协和医院作为敌对国财产而侵占。协和医院的员工被解散,协和医学院也被迫停办,部分在校生去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还有部分学生奔赴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华西协合医科大学。1942年王贤星教授在协和医院关闭后曾短暂停留在京工作,旋即奔赴四川成都,并担任院长,负责管理协和在四川学习的医学生。因得不到任何接济,经济拮据,王主任为解决这批学员的生活来源,组织学员们参加临床工作,想尽办法度过这艰难岁月。抗战胜利后北京协和医院准备复院,1946年王主任接到院方发来的回北京筹备医院重新开院的通知,于是在1948年5月第二次入院继续担任病案室主任。原协和在四川的医学生陆续回到北京协和医院学习。
    几经劫难 保全病案 
    病案作为北京协和医院“三宝”之一,承载着协和人的智慧、经验,倾注着协和人的心血。协和医院收存的病案数量多,历史长,内容翔实,对疾病有鉴别、有分析,反映着医学的最新进展,记录了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是医学的宝贵财富,倍受协和人的钟爱与保护,但保存至今并非易事。
    1942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协和驱散了员工,赶走了病人。医院保存的近50万份病案,几乎断送在了侵略军的魔爪中。当时在北京中央医院工作的钟惠澜教授,听闻日本人要销毁病案,紧忙叫侵略军不要烧毁,说:“如果要卖我全包了,我去凑钱买!”
    当年三月,日本少佐松桥堡在东单附近碰到王贤星主任,说:“你的病案我们准备销毁送造纸厂。”王主任听后非常气愤,责问道:“这些病案放在那里,对你们日本有什么害处吗?为什么要毁掉?你们太愚蠢了!难道把这些科学的、有用的东西当废纸!”王贤星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冒着顶撞触怒日本人的危险,捍卫着协和病案的安全。数月后在街道上再次碰到松桥堡,又叫住王主任说:“你的病案决定不销毁了。”可能是松桥堡有所顿悟,打消了销毁病案的想法。这样协和1942年以前的病案才得以保留至今。
    此后的病案保存也非一帆风顺。1960年国家遇到自然灾害,有的院领导出于好心准备把一些老病案送造纸厂再生造纸支援国家。王主任难于反对领导的决定,只得建议征求临床科室主任们的意见。不久,董炳琨副院长到病案室对王主任说:“只问你一句话,病案能不能销毁?。”王主任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销毁”。董院长说:“你放心吧,我去做工作。”
    “文革”期间销毁病案之声甚嚣尘上。病案保存又落非常危险的境地。一次会议上一位工人造反派担任的组长,厉声厉色地指着王贤星质问:“我们工人就要当家,你说,你保存的病案有什么用,应该销毁了吧!”逼得年逾古稀靠边站的王贤星只得说:“可以销毁,销毁。”会场一片哑然没人做声。对此情景我不得不违心地指着自己尊敬的老师质问:“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病案工作,不知道病案是有用的吗?你是说的真心话吗?真的可以都销毁了吗!”说的老主任面色通红。当时是不容你展开辩论的,只好以这种方法否定病案可以销毁的说法。我想王老师了解我的用心,会原谅我的不恭的。此后的会议上再没有人提及销毁病案一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市居然有一知名医院张贴大字报,叫病人来医院领取自己的病案,否则将被处理销毁。我院军管会也同意这一做法,但我们告知了到病案室索要病案的病人,病案不会销毁。病人被拒绝后,找到军代表,军代表打电话责问:“为什么反对军管会的决定?红色政权的决定你们都不执行!”军代表听不进去病案室的解释,我们只好冒着反对军管会的大帽子,硬着头皮回答:“请军代表对要给病人的病案批条子签名,批一份给一份,否则不能把病案交给病人”。显然,没有人敢于签字负责的。如果当时没有敢冒这大不韪,必将造成协和病案的流失,王贤星老人虽然靠边站无权讲话,但他的弟子们(主要是当时坚持工作的徐先超、马家润和邵幼章)无愧于他的培养教导,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维护着160余万册病案的安全。
    20世纪70年代初又有领导提出销毁部分病案的意见,这使得恢复主任职责不久的王贤星感到非常犯难,老主任深谙协和的病案不只是为着当前的医教研服务,也是一部我国近代医学发展历史的见证,病案不只是医院的财产,更是国家的宝贵资料。于是我建议主任就此请领导征求国家档案部门的意见,结果得到的回复是:病案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至此再没有人提出销毁病案的意见。2005年神经科张振馨教授开展了“胎儿发育对成年人罹患疾病的影响”的研究,全球采集数据时只有北京协和医院独家提供了1921年至1948年的病案资料。
    思想进步 子女参军
    王贤星主任虽然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长期在美国人办的私立医院工作,但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习和各种政治活动。1960年左右加入了九三学社。早在抗日战争和白色恐怖时期,他的三个子女就到内地和革命根据地投身革命,女儿、女婿(锺恺,为邓华将军的秘书)都是很早参加革命的解放军较高级别的军官。医院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初期,王贤星工作倍加努力,服从组织安排,除了负责病案室工作,先后担任了门诊部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的职务。对于参观来访者和进修学习的人员,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从不保守。很多新建医院的病案管理工作都得到王主任的指导,如解放军总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朝阳医院的病案室,都是在王主任的指导下设计建立的。1989年王主任去世后,家属遵照遗嘱将其遗体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王贤星教授的身心全部无私地献给了医学事业。
    输送人才支援兄弟单位建设
    1、王长宇,1951年卫生部北京医院建立需要一名病案管理人员,王贤星主任把当时工作能力强,掌握全面业务,工作踏实的王长宇同志支援到北京医院。
    2、徐先超,1951年我院放射科准备建立X片诊断的索引,胡懋华主任请王贤星主任支援,徐先超调到放射科工作。
    3、杨国城,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开院,需要病案管理人员,王贤星主任把病案室资格最老、工作能力最全面、中英文水平高的杨国城同志支援到该院,并协助设计病案室各项工作。
    4、娄庆生,1956年~1957年被主任派出支援北医三院、医科院阜外医院建立病案科。1958年医科院肿瘤医院开院,王贤星主任将当时业务能力最强、全面掌握工作的娄庆生同志调去支援肿瘤医院工作,并协助设计病案室。为支持娄庆生的工作,王贤星还把病案室最好的一台英文打字机调拨给肿瘤医院病案室。
    此外,从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调出支援各医院病案室建设的同志还有:
    刘钰泉 上海医学院耳鼻喉科医院病案室
    李 铭 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病案室
    金 润 天津铁路医院病案室
    李文奇 北京市儿童医院病案室
    崔文章 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案室
    贺宗兴 北京煤炭医院病案室
    叶希贤 山西省侯马市红卫机械厂医院病案室
    谭凤娟 河南省人民医院病案室
    刘瑞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病案室
    萧 蔓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案室
    张 丽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案室
    此外还有一位张先生在北京市第三医院病案室工作,陆先生在皮肤性病研究所病案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