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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 良师 学者
时间:2014.08.25 点击数: 字体: 发布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沈悌

    1929年的夏天,北京协和医院,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在一张洁白的道林纸上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足迹。此后,他用这双脚自豪而不无艰辛地走过了85年,有过少年意气,有过青年梦想;刻苦地学习过,忘我地奉献过;床旁细心观察,伏案辛勤写作,海外各国游学;探索了医学奥秘,收治了疑难杂症,指导了学生晚辈,战胜了自己的顽疾。上进、成功、失落、奋起,终于有一天他再也走不动了,他累了,他真的很累了,他回到出生之地,收住匆匆脚步,安静地度过了人生最后时光。他,就是“协和之子”张之南。

    进入协和

    张之南大夫是协和培养出来的著名血液病专家,也是一位高水平的内科医生。1946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接受医学预科教育,除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还选修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这对他以后的学医、行医、为人有着深远影响。他勤奋好学,广记博览,中英文俱佳,在预科的一次考试中既要背诵古文“桃花源记”,还需译成英文,结果他取得高分。这期间打下的国学功底也为他日后实行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1949年他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19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曾短期在军队医院工作,1957年被张孝骞主任召回北京协和医院,成为内科的一员。

    大医之铸成
   
    对待临床医生这一本职工作,张之南大夫精益求精。看他书写的病历,内容详实,文字考究,字迹工整;听他询问病史,语调温和,既全面又有重点。他做体格检查的基本功过硬,很少遗漏,深得各级医师的信任。病房查房时对任何患者的诊断都不会掉以轻心,一定要寻找足够的证据,经过鉴别,才下结论。这种严谨、科学的态度反映在他于1992年主编的《血液病的诊断及疗效标准》一书中,那时各种《指南》、《共识》尚未流行。在给病人制定治疗方案时,他提倡“有效、便宜、副作用小”,反对追求进口、昂贵、无明显益处的药物,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协和血液科医生的处方原则。虽有“保守”之嫌,但守住了病人的安全。
    “注重临床”是协和的传统,张之南大夫深知此点。他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来自对医生这一职业的全身心投入。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医院里高年资医师被停职批判,住院医生、实习大夫则热衷于“运动”,造成病房医生奇缺。作为主治医师的张之南大夫、陈敏章大夫和另一位住院医生,三个人包了一个三十多张床病房的医疗任务,没日没夜,干了一年多。一次夜间,他与陈敏章两个人同时抢救三位需要心肺复苏的病人,那时没有ICU! 日后他回顾这段经历,感慨地说:获得临床经验就是需要这样的付出!
现代医学之父奥斯勒医生说过:“行医而不读书,等于出海而没有航海图。”这表明掌握医学信息多么重要。张大夫自幼学习勤奋,中英文阅读速度都很快,记忆力好,使得他能够紧跟国内外的医学进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位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周姓患者腹腔内大出血,但出现周身皮肤瘀斑,全血细胞下降,继而肾功能衰竭,血压下降,输血无效。张大夫参加了会诊,认为这不是单纯腹腔出血所致,连夜查阅文献后提出:是否为国外最近报导的DIC(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遂行有关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符合这一诊断。此综合征的处理当时没有一致意见,张大夫大胆地根据中医的辩证论治,“止血”与“活血”并用,患者转危为安。20年后这位患者见到我,仍念念不忘张之南大夫的救命之恩,佩服其高超医术。
    时至七十年代后期,他开始专注于贫血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是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这是一种少见的、非肿瘤性的克隆性疾病,以贫血和酱油色尿为主要表现,极易误诊,而且难治。他几乎花费了30年的时间,探讨此病的发病机制,改进实验诊断的方法,研究它与常见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关系,力图找到有效的药物,所获成绩显著,多次得奖,在国内外发表上百篇的有关文章和著作,是公认的这一领域的权威。他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研发出能治愈此病的药物和手段。为此,他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基础、临床、检验和中医相结合,长期随访六、七十例患者,在没有电脑和手机的时代,全凭门诊和信访,实属不易;而且张大夫等经常自掏腰包,为贫穷患者买药,或免费赠送试验药物,感动了很多病人。“患者第一”的理念深植在他的心中。

    良师益友

    1968年,那场以“文化”为名的动乱已过狂热期,学校里的年轻人开始为将来的命运着想,复课闹“革命”。当时协和医大四年级的那个班(我在其中)以3个月的时间速成了原本需要两年的临床基础课,接下来要进入临床学习。一天,班长领着一位又高又瘦、笑容亲切温和的中年大夫来到教室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核心小组从协和医院内科血液组请来的张之南大夫,带领我们的临床实习。”同学们议论开了,“嗬!个子不矮,准会打篮球。”“不,他踢足球,左边锋。”“哪儿毕业的?”“协和,54年的,得过金钥匙呢!”“听说临床特棒,他检查过的病人张孝骞都不用再看”。此后,张之南大夫就成了我们60名同学的临床启蒙老师。他以特有的灵活与细心,为我们安排了六个月的科室轮转计划,内、外、妇、儿、神、五官、中医,一样不少,因为他知道这些年轻人即将走出校门,独挡一面,为了病人的安危,为了“协和”的声誉,必须给他们基本的知识与技能。要完成这一特殊计划极为困难,除了时间紧迫,还因教学秩序已乱,教师队伍解散,所需要的授课老师和临床带教的医生全靠张之南老师凭着“人脉关系”逐一请到,如林巧稚、吴蔚然、罗慰慈、罗会元、陈敏章和白耀等,还有阜外医院的蔡如升、陈星正和儿童医院胡亚美等。此举在当时毫无名利可言,纯属自愿,但数十年后,他收获了这60名医生的感激与尊敬。
    张之南大夫是我国实行研究生制度后的首批医学博士生导师,在他的履历中自述培养出10名博士,但实际上,协和医院血液科先后培养出的数十名博士、硕士,几乎都接受过他的熏陶,其它专业、其它单位的同道也多次邀请他联合招收、指导研究生。他并不在意导师的名声或利益,愿意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知识、观点和经验。在他的晚年,因健康原因不再到医院来,但年轻的医生、学生都喜欢到他家里拜访他,求教他,有时不约而同、接踵而至,围坐在南纬路他家的小房间里,俨然一个医学青年沙龙。有不少人告诉我:与张大夫的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每次都有收获。也许是经常与学生接触,他的心理总保持一种“年青态”,得以从青年人那里获取信息和创意,使自己与时俱进。1999年,内科年轻的医师们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协和内科临床》,意欲聘请张大夫担任名誉主编,又担心以他老人家的声誉和地位,会看不上这“三无”的头衔(无钱、无名、无权),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并不顾身体虚弱,亲自来参加第一次编委会。后来他每月收到这本杂志,都会细读,从中收集到不少精彩病例,在一篇“论述疑难病诊断思维”的报告中多有引用。

    学者风范

    张之南大夫是学者型的医生,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他的一生,孜孜前行,攀爬知识的高峰。为了研究PNH,七十年代,他掌握了蛋白质与生物膜的理论;八十年代,他跟上了免疫学发展的潮流;九十年代,他密切关注细胞生物学和干细胞的应用;21世纪,他力促将转化医学引入PNH的治疗研究。他专注执着、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作为学者,他很讲求思维方法,在临床实践方面他总结了疾病诊断的思维,特别是内科疑难病的诊断思路;在临床研究方面,他更是详细地论述过如何立题、如何积累临床资料以及怎样作出正确结论等。这些内容都收集在他晚年出版的《从业与治学》一书中。其实,学者不仅要有学问,更要有品格,有风度。学者不应自恃学问而盛气凌人,否则便成“学霸”;学者更不可为获名利剽窃作假,那是“学贼”。张之南大夫对此类行为十分反感,他作学问认真、严谨,做人谦和、正派,乃真学者也!

    感恩情怀

    1978年张大夫患了胃癌,国家和协和医院为他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条件,手术之后肿瘤再没有复发,但留下慢性营养不良的后遗症,定期要作胃肠道内、外的高营养治疗,费用颇高。这个意外,当然对他是沉重打击,他纠结了很久,终于走出失落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当他体力得到恢复,就一如既往地投入他热爱的医学事业中,担任了十年血液科主任。此时他的生命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感恩国家,报效协和。每当看到他参加院校专家委员会时端坐桌前的身影,听到他以沙哑的声音提出有关学校、医院发展大计的意见,读到他为协和院史亲自述说或书写的详细资料,见到他带着鼻饲管为研究生作科研方法报告,任何人都能感觉到:他要在有限余生,倾全身之力,作更多贡献,以报答国家的救命之恩,回馈协和的培育之情!
    张大夫,虽然您离别了协和,但这里定会流传有关您的传说!愿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