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美好的，也是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可于我们而言，这个春天带来的是难以言状的悲痛和伤感。2013年3月24日23点54分，我们尊敬的老师、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劳远琇教授因病逝世。一位学养深厚、品德高贵的教授，一位培育英才、奖掖后生的师长，一位乐观豁达、善良有爱的老人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如三月飞雪，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凄怆和心痛，劳老师的音容笑貌、行为风范犹如一卷精致的影像，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一重现……
　　盲女的“光感”照亮毕生献身医学的理想
　　劳远琇教授191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说起自己为什么会学医，而且选择的是眼科时，劳教授曾有这样一段回忆:“1932年我被保送进了福湘女子中学，在那里我们定期到一所盲女学校服务，那是一个私立的慈善机构。在盲女学校里，盲女们每三四个人一小组，其中一个人是组长，日子久了，我们才了解到，当组长的人有“光感”，另外那两三个人是无光感的，有光感的组长可以告诉同伴：天亮了，天黑了，点灯了，熄灯了，而且她知道门在哪里，能领着其他人出入房门和教室。这些情景使我认识到微微的一点“光感”，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宝贵！”从那时起，劳教授下决心做一个眼科医生，要挽救盲人、哪怕能让他们得到一点点的光明。抱着这种信念，1938年她考入湘雅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又随学校逃亡到贵阳。1944年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前夕，学校要求每个毕业生填写志愿，她的第一、第二志愿全部是“眼科”。当时全班只有4个女生，学校鼓励女生学妇产科或者小儿科，并允诺，如果学这两科可以留校当助教。若要学眼科，必须接受“征调”，前往伤兵医院服兵役一年以后才能自选工作。劳教授坚决放弃了留校的机会，去那满目疮痍的伤兵医院服役。有人劝她说“眼球是那么小的领域，两个眼球还长的一样，有什么知识值得你毕生钻研呢”，“可是我永远记得那盲人的一点点‘光感’是多么的可贵！”劳教授这样回答。
　　一年后，劳教授回到湖南湘雅工作，历任眼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兼助教。抗日战争时期，长沙遭到“焦土抗战”毁灭性的大火，整个城市夷为瓦屑；湘雅医学院也遭到洗劫，医疗设备全部遭到破坏。当时劳远琇从一本国外书刊上看到很多新技术、新疗法，发现自己对里面的知识全然不知，这使她深受刺激。出于对眼科知识和技术的迫切渴求，她决意出国深造。巧合的是，1948年报纸上刊出“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愿资助几名中国“职业妇女”获奖学金到美国进修专业，她报名参加了考试和面试，当时全国仅录取了三人，她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其中一员；同时她又获得了中美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1949年1月劳远琇赴美国留学，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在国际著名眼科教授F.Adler及H.G.Scheie等导师严格培训下，她悉心学习眼科基础理论及实用知识，打下了扎实的科研和临床基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劳远琇教授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怀着对祖国无限的挚爱、对亲人无比的惦念，劳远琇毅然决定回国效力。1950年9月，她终于乘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大海轮，从旧金山出发，经洛杉矶、夏威夷、日本及我国东北的旅顺，飘摇了24个昼夜回到首都北京。
　　创办了填补国内空白的神经视野学科
　　回国后，劳教授受聘前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四十年代末，劳远琇留学美国时，初次接触到神经视野学，并对它诊断疾病方面的特殊作用发生兴趣。回来后，她看到这门学科国内尚无人研究时，暗暗决定把神经视野学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1953年，协和医院已故眼科主任罗宗贤也鼓励劳远琇深入专攻“神经视野学”，并且指出视野学与人体其它器官的疾病有广泛的联系，需要多读书，多干工作，而国内尚是一个空白点，要有人去填补。在罗宗贤主任的信任和指引下，劳远琇于1954年在协和医院创建了“神经视野学”专业组，使得神经视野学的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开展了大量的医、教、研工作。
　　神经视野学与人体器官联系广泛，除多种眼科疾病外，与颅内疾患和周身中毒性疾病尤为密切，视野学对协助临床诊断及追踪病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得1986年《光明日报》记者范又采访劳远琇教授时，写了一篇《人们陌生的神经视野学》，文中记者范又曾经问劳远琇教授，什么是神经视野学？为什么查视野对诊断疾病有这么大的帮助？劳教授打了这样一个比喻：“眼球好比是电灯泡，视神经纤维好比是电线，大脑视皮质好比是电站。人们的眼球接受到外界物体发出的各种信号，经过视神经纤维传到大脑后，形成物象由大脑识别东西，眼球本身并不能看到、识别东西。灯不亮，不一定是灯泡坏了，可能是电线或电站出了毛病。同样的道理，眼睛看不清东西，不一定是眼球有病，很可能是视神经纤维的某一部分出了问题，神经视野学就是研究神经与视功能缺陷之间关系的科学。接着劳教授又告诉范又，人眼球视网膜里层有上百万个神经节细胞，它们各伸出一丝纤维。这些纤维汇合到一起成为视神经。视神经纤维进入颅腔以后，在不同阶段经过多次复杂而有规律的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形成不同的排列组合。当不同阶段上的视神经发生病变或有了障碍时，眼睛会出现部位不同、范围不同的盲区，通过视野检查把这些盲区标记下来，就可以绘制出视野图。眼病、肿瘤、中毒等造成的视野改变是不相同的，医生正是根据视野图所反映的视野改变的种种特征来诊断疾病的。我院眼科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神经视野研究基地，每年前来协和医院神经视野专业组就医的患者也有1000多例。
　　令人期待的星期四和小黑板
　　劳远琇教授在从事眼科临床工作的同时，还担任着对各级医师及进修生的教学任务。二十世纪末，到了退休年龄的劳远琇教授更是把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在对年轻医生的培养上。
　　几十年来，我们记忆中最清晰的是，每周四下午两点年轻医生们就挤在视野室吃劳教授“神经眼科大餐”的时候。视野室位于协和医院老门诊楼三楼眼科走廊最里端，分里外间，外屋用于患者视野检查，有视野仪和劳远琇教授亲自设计的30度中心手查视野屏，里间为一办公室，房间不太大，只有6平米多，有两个大书柜和两个写字桌，里面放满了劳远琇教授多年来整理的视野资料和科研论文。一进门最引人注目的是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块掉了漆的小黑板，据说这块小黑板有年头了，每次劳远琇教授给科里的研究生和进修生小讲课时，这块小黑板就派上用场了，她坐在小黑板旁边，用它给大家画解剖图。她经常打开书柜拿出多年保存的头盖骨给大家讲鞍区解剖的场景也总是历历在目。每次讲课，小办公室里经常挤满了人，虽然是科内小讲课，可她每次都要备课，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高科技的各种多媒体授课软件，劳教授就亲自手写每份讲义并绘图,然后用自己的科研费给学生们每人打印一份讲义，她就是这样喜欢给爱学习的学生单开小灶。
　　劳远琇教授退休后，坚持每周一次出门诊和每周四下午的神经眼科小讲课。如果科里有疑难病例诊断不明，大家会等周四下午请教劳教授。直到劳教授年事已高，她才主动提出不出诊，但仍然不定期来组里查文献、整理资料，并指导年轻医师写文章。虽然她总是谦虚地说：“我已经退休了，不再看病人了，但有什么病例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但当你向她汇报的时候，她总是认真听，仔细分析，甚至亲自给患者检查，然后言简意赅地拿出很有见解的诊断和处理意见。就是在这种疑难病例的讨论中，劳远琇将她多年积累的诊断经验一点一滴地传给年轻一代，并帮助年轻医生找到答案……就这样，劳远琇教授在她退休后的将近30年中，一直坚持每周四下午前来医院指导临床诊断和教学，直到88岁高龄因身体原因才中断。
　　生活中是一位慈祥有爱的老人
　　劳教授学风严谨，在工作中非常较真。记得有一次，某医院的眼科主任来专业组访问，她说：“我已经快50岁了，手发抖、眼也花，不能做手术了，我想改行也做视野吧？”当时，劳远琇教授听了心中火冒三丈，不客气地回答说：“我30多岁就做了视野，当时我手术做得很漂亮，我不是眼花了，手抖了才做视野的”。
　　可在生活中，劳教授是一位开朗豁达、慈祥有爱心的老人。她家住在东单北大街东侧的外交部街59号院29号楼，这里是一群美式别墅建筑，是国家在她1950年回国时分配的，劳远琇教授在这里一住就是60多年。因劳远琇教授居住的外交部街公寓到协和医院门诊要过东单北大街这条大马路，车多人多非常不安全，组里每次派一名研究生到她家里接她，每到两点她都会穿戴整齐等着我们，出发前叮嘱我们带上她的小布口袋，里面有给大家打印的学习资料。
　　一次，科里的几个研究生去她家看她，发现劳教授收养了院子里的数只流浪猫。每天下午她都要给这些可怜的流浪猫喂食，我们发现她总是把猫粮分成好几堆放在地上，就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发现有的猫很强壮，会霸占猫粮不让弱小的猫吃。于是她想了一个主意，有几只猫就在地上分几堆，让一只猫一堆，这样弱小的猫就不会吃不到食了。后来听劳教授的女儿说劳教授每个月都要拿出200多元买猫粮，喂养院子里的流浪猫，所以劳教授一在院子里散步，流浪猫都会跑过来跟她叫唤亲近。劳远琇不仅是医术卓越的教授，还是生活的一位俏皮和可爱的老人。
　　六十年的跫音，一甲子的荣光。从1944年开始行医，到2008年为最后一个患者诊治疾病，劳远琇教授在临床上整整工作了64个年头。她诊断了无数的眼科疑难病人，同时也为后人积累下了极为宝贵的临床经验。一个医生，用60余年的医学实践，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当我走到生命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地休息！安息吧，我的头脑！安息吧，我的双脚！你们都辛苦了。走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即使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我国眼科学界的翘楚劳远琇教授永远地走了，她以执着、严谨、奉献、乐观的一生，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她把她的微笑、她的医术、她的医德永远留给协和，留给眼科界，留给所有爱她的人。我们永远怀念她、铭记她、追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