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之路
我是土生土长、“原生态”，地地道道协和培养的“草根”技术员。1949年子承父业进入协和医学院寄生虫学系，从练习生开始学习和工作。1983年奉调中日友好医院，1993年退休，返聘中日友好医院男科，一直从事男科学实验诊断工作。
1949年9月23日进入协和医学院寄生虫学系学习。第一天就遇到1例短小绦虫的病人进行驱虫治疗，为了正确掌握驱虫效果，需要计算驱出虫体的数目。把粪便漂洗清澈后，在解剖显微镜下进行挑选虫体和计数，由于我从来没有看过显微镜，半天下来已经是头昏脑胀、呕吐不止，连饭都没有吃。这是对我的第一次考验和洗礼。连续坚持5天，一共挑出15000条短小绦虫成虫。
每天进行患者粪便寄生虫检查是我的主要的工作，以“工作中学习”为主要形式。大约3年都是住在协和医学院宿舍，学习寄生虫基本形态与鉴别，尤其熟练掌握寄生虫原虫如阿米巴、疟原虫等的形态鉴别，每天晚上12点以后才回宿舍，扎扎实实地学习了3年的基本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其间参加了冯兰州教授研究生丁兆勋和柳忠婉的研究“家畜寄生虫病的调查”课题的标本收集工作，由于1952年抗美援朝开始反细菌战，北京的家犬都要求统一屠杀，在炮子河（北京站旧址）建立了“屠宰狗场”，大约每天屠杀200条犬，我将大约30条狗的内脏（心、肝、肺、肠）全部取回，收集家犬内脏的寄生虫的调查。另外还到天桥屠宰场取一些牛、羊、马、骆驼和犬的内脏，进行寄生虫的检查，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标本如棘球绦虫成虫。从中自己初步体验到科研工作的艰辛、方法、过程与其中的乐趣。
中日友好医院继续沿着协和的道路努力
1983年奉调中日友好医院，组建了检验科。我深深感觉到男科学的实验诊断是检验医学界弱项，尤其是精液检查常常被冷落、忽略，甚至是不屑一顾的项目，严重阻碍了男科学科的发展。而患者是百般犹疑才把精液取了送来，每每看到饱受困扰的求医者，强烈的责任心使我受到挑战，患者期盼的眼光使我记忆深刻。而我们的化验者实在是草草了事，距离患者真实的疾病情况往往差距甚远，为临床提供不了可靠的检验结果。 在完成组建检验科的任务以后，我决心要研究精液检测的内容，特别是对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认为，精液中的细胞都是“白细胞”，我在协和医院检验科的时候，就提出精液中的细胞不都是“白细胞”，到了中日我仍然坚持此观点，可喜的是在中日友好医院检验科得以实现了追逐的目标和梦想。
退休后继续创造男科实验诊断的研究
退休以后，自谋职业、自筹资金，我仍然矢志不渝进行精液病理学的研究。为了探讨生殖道感染的病因，进行了解脲支原体在男性与女性感染和不育症关系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支原体感染与致病性进行了探讨。为了研究自己可以出经费，并将精液标本存在自己家中冰箱。每天到处奔坡寻找可以合作的单位和实验的地方。多方努力完成了研究内容，发表论文10篇。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男科领域的认识，为解脲支原体的致病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也更加坚定我锲而不舍对精液病理学研究的决心。
我痴迷生精细胞凋亡学和精液脱落细胞学研究
2006年根据多年收集和积累生精细胞和精子形态学的资料，曹兴午主编了《精液分析与不育症——生精细胞凋亡、胀亡与精子形态学图谱》（英汉对照）一书，计80万字600幅图片。在出版后，应中日友好医院男科主任的邀请，我又回到了中日友好医院男科，这时我已经74岁了，完全可以颐养天年，生活安逸地渡过晚年，但，人各有志、想法不同。我觉得应该在有生之年，充分利用中日友好医院男科的资源和实验室与临床结合的平台，再为精液病理学从实验到理论提高一步，进一步提高男科实验诊断和诊疗水平，为男科的事业和检验事业尽自己的微薄能力，于是，我欣然接受，于当年参加到中日友好医院男科的集体中，在男科实验室继续发挥余热。也许这也是老有所为吧！
在男科的2年多，和大家一起共同完成了，近3000例患者精液的精子形态和生精细胞学分析，配合临床提供了诊疗数据。由我牵头完成的课题和第一作者发表文章十余篇。
老骥伏枥 笔耕不辍
根据多年的临床和实验室实践、思考、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和提高的一条途径，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我知道年华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把我几十年的积累经验、图片、病例、组织病理切片，像一支老蚕一样吐尽最后的一屡青丝，留给人间，留给中国的医学事业，造福不育症患者。可能这就是协和的精神对我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使我执着和矢志不渝吧！也许是协和人一种特有的素质吧！
继2006年曹兴午、杨文质、赵广明主编出版《精液分析与不育症——生精细胞凋亡、胀亡与精子形态学图谱（英汉对照）》一书后，2011年曹兴午、李宏军、白文俊主编《精液脱落细胞学与睾丸组织病理学》一书，获北京大学医学出版资金赞助，8月已经出版。前者是侧重基础与细胞形态研究；后者侧重生精细胞与组织病理和临床应用。
尽管我几乎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努力在微观领域苦苦寻觅，能够为男科事业作微薄贡献，但我知道在男科学的领域里还有诸多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尤其是在男性不育症诊断和治疗等方面，仍然存在盲点需要探索的内容，我将继续努力。希望我的书出版后，大家能够从这些浅薄的知识当中受到启迪，我就足以欣慰。也会含笑九泉。
我这协和人的感悟
1. 基础与临床 基础研究决定临床高度
32年的协和生涯使我悟出：在协和医学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协和的一项优良传统，那就是实验室和临床结合。我在练习生时就知道Hoeppli、冯兰洲教授一起去看病人，记得1949年冯兰洲教授亲自教我如何采集梅毒患者标本，暗视野显微镜下查看梅毒螺旋体，我记忆深刻就是采取活体标本不能使用酒精消毒，遗憾现在有的医生不明白这一点。亲自查看绦虫患者治疗排虫的情况，当绦虫排不出来又如何慢慢牵拉排出。经常教导我们：“实验室常常是基础医学范畴，其研究都是基础医学的实验，基础研究的成功，开创了临床的应用。因为我们基础研究是为临床研究服务的，而基础研究的提高与成功，必然促进临床诊断与治疗效果的提高，并促进整体医学水平的提高。而基础研究又是根据临床的需要进行的”。“一个临床单位，基础研究的成功与否，决定临床治疗的高度。一个人一定要把基础功力打牢、打扎实，基础功力决定你今后的发展方向与是否成功”。这些教导我铭刻在心中，毕生在实践。这种“协和模式” 符合“转化医学”新概念。
1992 年，美国《科学》杂志首次提出B2B（从试验室到临床）的概念；1996 年，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第一次出现“转化医学”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一词，促进了此后转化医学领域的迅速发展。转化医学又称转换或转译医学，其有关研究通常称为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或转化科学（translational scienc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新概念。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目的是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 在基础研究与患者的诊疗之间，特别是与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s）建立桥梁联系，更有效地将基础研究发现应用于临床疾病的预防和诊疗，并以临床疾病的问题指导基础研究的走向，从而最终减少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脱节，实现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目标。过去十几年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 投入巨资，在美国许多大学建立转化医学项目（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award， CTSA）。如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华盛顿大学、亚特兰大大学、丹佛大学，加州大学之诸多分校，亚利桑那大学和德克萨斯医学中心等都设置了临床和转化科学（CTSA）中心。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供临床和转化科学双向转移的机会，NIH 还成立了指导转化医学研究的机构，为培养年青一代的医学科学家致力于以诊治患者为导向的研究。近年来还出现了转化医学期刊（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并设立了“转化医学杰出奖”和“B2B－床边到实验台奖”（bedside to bench award），专门颁给直接应用于人类疾病特征性强的基础医学研究。这些设施的建立其核心是打破基础医学、药物研究、临床医学之间的屏障，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桥梁联系，把基础研究获得的知识和成果，快速转化到临床，成为对疾病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提高疾病的诊治水平。
2 经受磨砺 锤炼自己
磨砺和锤炼是意志品质的锻炼，是成功的内在因素，困境使弱者退却；困境使强者奋进！不必过多注意别人的议论，就像走路时不必注意地上的影子。无聊的议论像影子追随你，随着太阳的变化而变化。我听到的议论太多了，我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别人去说吧！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然而，路怎么走，才能走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呢？这就有我们既要有理想、有追求，又要不断调整完善自己，审思慎行，更要为此付出努力、勇气、智慧和力量。我无愧地说：我走出了《精液脱落细胞学》检测的道路。我对得起我的老师；我对得起同事、同行；我对得起我的晚辈，我对得起男科事业和检验事业，我做出了微薄奉献，为这些领域添上一瓦，我扪心无愧，我无怨无悔地选择。最终，我说一声，对得起培育的协和医学院。
人生一世，做一件事不容易，做一个完美的自己更不容易。社会有公正的舆论和规则，我不是故意标榜独特与新奇。只是由于世俗的应力往往使一些真实进步的事物或思想夭折于新生，从而使我们的生命失去了锐气，失去了弹性，失去了支撑。那么与其庸庸碌碌混一辈子，不如高扬起自由的旗帜，高出自己鲜活的生命。我是一个“痴人”，在这里说一篇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