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是张孝骞主任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张主任是蜚声中外的一代名医，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卓越的医学科学家、教育家，是我国消化病学的创始人。对张主任最好的纪念就是向他学习，做一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全心全意为病人，受病人爱戴和信赖的好医生。

1957年我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院工作，1961—1962年任内科总住院医师，有机会向张主任汇报请示工作，记录张主任的查房、会诊意见。1962—1965年，我有幸成为张主任的研究生，得到他的直接培养。在张主任的言传身教下，在协和医院的临床实践中，我从一名住院医师成长为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岁月荏苒，转瞬间55年过去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对张主任的学习体会也就越深，收获也越大。今天，我通过张主任1962年跨学科诊断皮肤科罕见病韦格纳肉芽肿一例、二十世纪70年代末支持组建克罗恩病多学科协作组、推动我国胃肠激素及其受体研究三件事，与大家分享我向张主任学习的体会。

一、回忆张主任1962年跨学科诊断皮肤科罕见病“韦格纳肉芽肿”一事，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这件往事系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1962年，我正好担任内科总住院医师。3月29日，我院皮肤科收入一位患者，男性，25岁，右眼隆突、有副鼻窦炎、肺部感染、肾脏病变及皮肤小血疱等症状。随着病人病情的发展变化，皮肤科请了五官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内科血液组、神经科、放射科、病理科、内科呼吸组、泌尿科等各科室的医师会诊，其中不乏知名专家、教授。有的科室会诊及所作检查不止一次，但病人究竟患什么病，一直诊断不明。

5月15日，应皮肤科之邀请，张主任前往会诊，会诊内容为“肾病之诊断是否为本病表现之一及今后处理”。他听取了我和皮肤科医师对病人病情的汇报后，亲自观察患者，了解病情，并系统完整地收集了患者资料。我记录下张主任当日的会诊意见：“关于肾脏病变的性质，我们认为可能还是全身病变的一部分，患者为一多系统的结节性肉芽肿，有血管的改变，可侵犯肾脏，血尿为主要表现。目前很难用临床方法加以证实。”

次日，张孝骞主任查阅文献后，又对该病的病理特征、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病程、鉴别诊断及治疗，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提出韦格纳肉芽肿（Wegener's Granulomatosis）的可能性。“按本病可能是一种过敏性脉管炎，有谓系属结节性动脉周围炎‘肺-肾型’的一种类型。”

张主任认为，“此患者与此病（韦格纳肉芽肿）似有颇多符合之处，早期也有副鼻窦炎，以及有肺实质病变及肾脏病变。口腔、呼吸道、声带均有结节；病理检查也是一种肉芽肿，并有血管改变。因此愿提出韦格纳肉芽肿这一可能性，供参考。但我科对此并无经验，意见很不成熟。如果贵科复习文献后认为有可能性，可以考虑进一步与耳科商量，作副鼻窦方面的检查（或摄相），并进一步请病理科考虑病理检查是否可以符合此种可能性。愿随诊。参考文献：A.J.Med. 17: 168,1954”

5月30日，患者去世，病理解剖结果为“韦格纳肉芽肿”，符合张主任对患者生前会诊的意见。1962年，31岁的我是张主任会诊意见的记录者。今天，我已87岁，回想自己55年的成长经历，重读《张孝骞》一书，再次翻阅该患者的病历，看着在已经泛黄的纸上，自己55年前亲手记录下的张主任的会诊意见，仍有一种新鲜感，觉得里面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

（一）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源于过硬的临床基本功

皮肤科李洪迥教授在《我敬爱的老师——张孝骞》一文中回忆张主任诊断韦格纳肉芽肿一事时写道，“此病很罕见”，“症状复杂”，“若非学问渊博，经验丰富，难以诊断。”

丰富的经验源于实践，渊博的学识来自学习。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张主任丰富的经验、渊博的学识源于他扎实、熟练、过硬的临床基本功。

1965年《中华医学杂志》第51卷第2期发表了张主任的《在临床工作中学习和应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体会》一文，文中两次谈到基本功：“临床上有一套常规诊断方法(包括病历、体格检查和常规实验室检查)可以用来搜集初步资料。为了保证能如实反映病人所患疾病的整体，这些资料应该系统完整。这项基础医疗工作好像平凡，但极重要，是医师的基本功，若是没有做好，就可能为病人造成误诊、漏诊和其他损失。”“临床学习也必须重视实践，首先要学好临床基本功，要锻炼观察能力，养成全面观点，掌握临床思维方法，只有基本功过得硬，才能真正深入临床实际，不断在工作中提高。经验告诉我们，基本功越多做，越熟练，对临床工作的思想感情越浓厚，就为更深入的临床实践和临床学习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董炳琨老院长曾这样分析：“他（张主任）指的基本功包括知识、理论、操作、方法等各个方面，也就是常说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工作方法’，简称为‘三基’。”

张主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临床实践中、在学习书本文献的过程中锻炼并提高着自己的基本功，积跬步、行千里，成为医学大家。

他深入病房问病史、看病历。为了保证能如实反映病人所患疾病的整体，他观察的资料系统完整，他用全面的观点观察病人，观察到病人颇多的临床现象。他反复论证，把收集的资料加以综合，并和书本、文献上讲的结合起来思考运用。

他非常重视随诊。张主任深入门诊、病房时，随身总是携带一个小本子，上面记下病人的姓名、年龄、病案号、病情、特点、初步诊断等。小本子凝聚着他的心血，记载着他丰富的临床经验，几十年积累下来竟有56本之多。

他孜孜不倦地读书治学，并乐在其中：业余时间学，在家里学，每星期天上午到图书馆学；既广泛阅读，又系统阅读；既读经典的医学权威著作，也读哲学著作；他在了解新动态、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理论、追踪世界医学新发展等方面从无懈怠。文革中，查找资料困难时，他到王府井外文书店阅读外文最新期刊，有时悄悄到锡拉胡同一家小书店去翻阅医学书籍，尽管视力微弱，他也要去读。应该说，张主任查阅到的这份国外文献，对他在短时间内诊断这例罕见的韦格纳肉芽肿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将哲学思想运用到临床实践中的典范

张主任曾说“我们做临床工作的，很有必要学点哲学，很有必要研究一下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重读《张孝骞》一书，重温往事，我真切感受到他是将哲学思想运用到临床实践中的典范，他具有科学的临床思维。

张主任科学的临床思维在诊断本例韦格纳肉芽肿的过程中体现充分。病人病情异常复杂，张主任紧紧把握住患者病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作出会诊意见：“关于肾脏病变的性质，我们认为可能还是全身病变的一部分，患者为一多系统的结节性肉芽肿，……”

该例患者的临床现象纷纭多变，张主任对这些临床现象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把患者“颇多”的临床现象综合起来，和所查阅的国外文献中关于此病的“颇多”资料进行归类对比，分清主次、寻找联系，发现关键，从而把握了疾病的本质：“此患者与此病似有颇多符合之处。”“因此愿提出韦格纳肉芽肿这一可能性，供参考。”

张主任学哲学、用哲学，把哲学思想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的临床思维。他写于1965年的《在临床工作中学习和应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体会》一文，我们应该认真阅读。

（三）“戒、慎、恐、惧”座右铭，是高度责任心的体现

从张主任的会诊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次次把收集的材料加以综合，并和书本、文献上讲的知识结合起来思考运用，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论证：

5月15日，张主任提出会诊意见：“关于肾脏病变的性质，我们认为可能还是全身病变的一部分，患者为一多系统的结节性肉芽肿，有血管的改变，可侵犯肾脏，血尿为主要表现。”这是第一次论证。

5月16日，他查阅国外文献后提出：“此患者与此病似有颇多符合之处，……因此愿提出韦格纳肉芽肿这一可能性……”。这是第二次论证。

在这次跨学科的会诊中，张主任建议皮肤科、耳科、病理科也要反复论证：“如果贵科复习文献后认为有可能性，可以考虑进一步与耳科商量，作副鼻窦方面的检查（或摄相）”“并进一步请病理科考虑病理检查是否可以符合此种可能性。”

张主任曾对记者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这种复杂性只有在临床实践中才能体会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医生的时间越长，信心反而越小。我是始终把‘戒、慎、恐、惧’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的。对待每个病人，我都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恐惧感，都要谨小慎微地反复考察，力戒马虎从事。如果说我行医六十年，有什么经验的话，这四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其他在技术问题上的经验，总是受具体情况限制的，唯有这一点，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

今天，让我们再次来复习张主任在韦格纳肉芽肿病例会诊意见中的遣词造句，比如多次用“可能性”,两次用“进一步”，还有“供参考”等等，从细节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他高度的责任心，领略他“戒、慎、恐、惧”的座右铭。

二、通过对我国克罗恩病诊断的历史回眸，谈谈我向张主任学习的收获。

张主任反复强调医生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和“三基、三严”训练的重要性。他以身作则，勤于实践，深入病房、门诊观察病人，将收集材料加以综合，并和书本、文献上的知识结合起来思考运用，进行反复论证，作为医生的临床基本功。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的协和对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的总结与研究进展，就是向张主任学习、在他的支持下取得的成果之一。

（一）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

二十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末我在管病房的时候，注重培养自己的临床观察能力。我看到一些病人，临床表现为右下腹痛、排便习惯改变（腹泻或便秘）、呕吐、腹部包块（多在回盲部）等，也有类似白塞氏综合征的表现（口腔或肛门溃疡、皮肤病变），最多的并发症是肠梗阻，其次是消化道出血、肠瘘、脓肿和穿孔。

病人患的到底是克罗恩病还是增殖型肠结核？因为这两种病的症状有不少相似之处。常看到医生把克罗恩病误诊为肠结核，或把肠结核误诊为克罗恩病，病理诊断也有误诊情况。在反复观察中，我收集到病人许多临床资料，发现这两种疾病的确很容易混淆。

我到图书馆认真查阅国内外文献，结果发现，当时国内文献对克罗恩病仅有个案报道，综述类文章基本均在重复国外观点；而国外由于肠结核的患者很少，文献上只有克罗恩病的诊断标准，没有强调其与肠结核鉴别的资料。也就是说，没有现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两种肠病的诊断标准供我们进行鉴别诊断，我们只能靠自己动脑、动手，想办法,克服困难。

（二）把哲学思想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资料的分析综合是诊断中的重要环节。临床实践使我具备了对该病的感性认识，为我进行病例分析创造了有利条件。克罗恩病患者诊治的困难和痛苦，坚定了我作病例分析的决心。我院病案室病例资料丰富，既有克罗恩病，又有肠结核，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材料，我决定把这些病例仔细剖析对比，找出两者的差异和各自的诊断特点，看看有什么规律可循。

在分析病例的过程中我发现，诊断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病是一个需要各科互相协作的工作。我将手头现有的资料提交给张主任和时任内科副主任的陈敏章教授后，张主任对该病很感兴趣，认为值得进一步探讨。1978年，在张主任的大力支持下，由陈敏章副主任亲自出面组建了北京协和医院克罗恩病研究协作组，该组成员有内科（陈敏章、潘国宗、麦灿荣）、外科（朱预、陈桂滋）和病理科（刘彤华）医师。

克罗恩病研究协作组成立后，相关科室的合作，使我们对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的临床现象观察得更系统完整，分析得更深入细致。我们收集了从1949年9月至1979年9月的60例克罗恩病，对60例中40例典型的克罗恩病和53例肠结核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手术前克罗恩病常被误诊（65%）为慢性肠结核（34%）；手术切除后，克罗恩病病理误诊率为30%，而肠结核病理误诊率为15.1%。一般来讲，病理检查是确诊的最终手段，但从这项研究结果来看，病理检查也会产生误诊。

经过对临床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我们发现了新的情况：有些临床现象克罗恩病表现多，有些临床现象肠结核表现多。

克罗恩病与肠结核临床特点的比较

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在分析中发现新的问题再去了解、收集资料，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反复中深化的。反复的过程非常重要，对疑难病症更是如此。

我们把克罗恩病和肠结核这两种疾病的现象综合起来，进行归类对比，了解到这两种疾病在临床和病理方面各自的特殊性，发现了关键之处：一、肠壁与器官脓肿，肛门、直肠病变，便血，肠瘘，复发率较高等，有助于克罗恩病的诊断。二、结合病理组织学中裂隙状溃疡（85%）、结节病样肉芽肿(57.5%)、淋巴细胞聚集（100%）、黏膜下层增寛（100%）、淋巴管血管扩张（97.5%）、肠壁或淋巴结中的无干酪样坏死等，可以作为克罗恩病的鉴别点。三、闭经与生殖器官结核（69%）、黏膜下层闭锁（56.6%）、特别是肠壁和淋巴结中有干酪样坏死（90.5%）、结核杆菌的存在，是肠结核的特征。四、最后病理确定为“肠壁或淋巴结中的无干酪样坏死”是克罗恩病的关键性指标；而对肠结核来说，“肠壁或淋巴结中，有干酪样坏死（90.5%）和结核杆菌的存在”是关键性指标。

我们由此提出了对国人克罗恩病的诊断标准及其与慢性肠结核的鉴别标准。这项系列研究是过去没有的，对中国和亚洲来说是填补了一块空白，具有开创性、创新性。

（三）为了病人，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好临床工作

张主任讲，“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我总是用‘戒、慎、恐、惧’四个字要求自己。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怎么能不用戒骄戒躁的态度对待呢？”张主任这种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影响、教育着我。

在该项研究中，我们对每一个可能对鉴别诊断有用的临床症状和病理指标都不放过，进行了认真的统计学处理。为求结果正确和减少遗漏，我们对所有的患者都发信追查。有的患者地址变更了，就通过居委会或派出所了解，或通过其熟人辗转追询，最终把患者找回来复查，并核对一些情节。病理科刘彤华教授将所有的病理资料重新进行复核，纠正过去病理的误诊。

为得到一个有用指标，需反复推敲、用心求解。例如：我们从10余种常见症状和并发症中，筛出器官脓肿、肛肠病变、便血、肠穿孔、肠瘘等几种情况,作为对克罗恩病诊断有利的临床鉴别点；把伴随生殖系或其他活动性结核和抗结核复发率低两点，作为对肠结核诊断的有利条件。最后把一些有用指标联系起来，将诊断分为“可疑”、“临床拟诊”和“病理确诊”等档次，增加了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经大量分析才把上文中说到的“肠壁或淋巴结中的无干酪性坏死”，确定为对两者鉴别诊断的一项关键性指标。

(四)张主任的启发、支持和我们的收获

1979年，我们先在院内提出克罗恩病临床诊断标准、病理诊断标准和肠结核的鉴别诊断标准。1980年，克罗恩病I.60例临床分析、II.60例病理分析、III.克罗恩病与肠结核的鉴别诊断等论文公开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同年，我们在国内提出了北京协和医院克罗恩病的诊断标准。该标准的建立，使我院克罗恩病的误诊率显著降低，临床医疗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至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关于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的临床研究共发表了6篇论文，其中4篇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另外2篇外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法国J Chir(Paris)，1981,118:647。这是我国对克罗恩病的诊断标准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最早的系统性文献。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外宾来协和医院参观访问，其中一位是英国著名病理学家莫森（B.C.Morson），他对克罗恩病很感兴趣，是国际上该领域的权威。他认为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是结核病高流行地区，曾有一位印度医师拿给他一麻袋自认为是克罗恩病的标本，但他却未发现其中有一例真正的克罗恩病。当莫森被告知北京协和医院有克罗恩病的标本时，他感到很惊奇。刘彤华教授拿标本和资料给他看，他同意这些病例的确为克罗恩病。回国后他非常友好地邀请陈敏章、刘彤华等教授1980年到英国和欧洲访问。两年后，美国克罗恩病全国协作组组长辛格尔顿教授来协和医院访问，我们向他介绍了中国克罗恩病的诊断标准。他也同意协和医院出具的标本和资料是克罗恩病而非肠结核。

1978年，杭州第一届消化病会议上，与会者就克罗恩病进行了讨论，但当时没有制订克罗恩病、炎性肠病等肠病的诊断标准。1993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在太原召开全国慢性非感染性肠道疾病学术研讨会，会议首次制订了中国克罗恩病的诊断标准，并接受北京协和医院的诊断建议，同时增加CT诊断内容，内镜表现增加“纵行溃疡”一项；鉴别诊断增加了与溃疡性结肠炎的鉴别内容等。该标准后来发表在当年的《中华消化杂志》。二十世纪90年代末，克罗恩病成都诊断标准问世。2004年，克罗恩病亚太标准发表，同意并参考了中国诊断标准。

回顾我院克罗恩病研究协作组的成立以及协作组成员在诊断克罗恩病方面有所收获、取得成绩，与张主任的关心、支持和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张主任的研究生，我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认识到：在探索罕见病、疑难病的诊断过程中，要想有所收获，就要重视临床基本功的训练，要把哲学思想运用到临床实践中，要对病人有高度的责任心。

三、张主任一直站在医学科研和临床的前沿，看问题具有前瞻性。

张主任在1981年2月为《中华消化杂志》第一卷第一期所写的创刊词《我国消化病研究的回顾和前瞻》一文中提出胃肠激素的测定对胃肠生理和病理生理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写道，“通过基础结合临床的研究，许多消化系疾病的发病机理和和防治方案有了新的概念。成批新消化道激素的发现，使人们认识了一些新的临床综合征。”

其实早在1962年到1965年我做他的研究生期间，张主任就让我读厚厚的英文经典专著：Babkin的《胃肠分泌生理》，书中有关于胃肠激素的介绍。张主任让我边读边写读书笔记。在我学完协和医大研究生课程后，他为我联系到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组王志均教授处，接受半年的基础医学训练，研究胃肠激素。张主任认为，学好基础医学才能从事复杂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王教授是消化生理学方面的权威，和张主任同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他领导的胃肠激素研究课题当时在国际国内均处于领先地位。半年中，我通过参加王教授的一个科研子课题，亲身体验了一项胃肠激素的高水平研究，从选题、设计、实验到结果的表达，是怎样走过来的。改革开放后，王志均教授又为我联系到1980年10月至1982年10月去美国国立卫生院（NIH）做访问学者的机会，研究课题是胃肠激素及受体。这次学习又得到了张主任的大力支持。由于60年代在王志均教授那里学习并参与胃肠激素的研究为我打下良好基础，我到NIH后很快就顺利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并发表多篇论文。

回国后，我把自己在NIH的研究工作于1983年元月12日向科里做了汇报。张主任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会后潘国宗报告了在美的研究工作。会后与陈敏章谈话，应该给予鼓励。”他建议内科领导支持我把在美国所学到的东西在我院内科胃肠组开展起来。

在张主任的直接关怀下，在各级领导的培养下，我从1983年到1992年担任内科胃肠组组长。张主任、陈敏章教授支持我组把胃肠激素和受体的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来抓。

从1979年到1988年，陈寿坡、我、陈元方、周志超、孙钢、钱家鸣，先后到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周志超还去了德国)。我们在国外的研究课题都和胃肠激素及受体有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胃肠激素和受体的研究是国内外消化医学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大家学成，陆续归国。陈寿坡开展了胰多肽的研究。我回国时带回必需的科研用品和试剂，首先在国内建立了离体腺泡方法，开展了胃肠激素受体的研究。陈元方等完成血管活性肠肽、促胰液素等的测定。从1980年到1992年，我组先后建立了胃泌素、胰多肽、血管活性肠肽、生长抑素、神经降压素、促胰液素、表皮生长因子、胃动素8种胃肠激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法(其中6种为国内首先建立)，孙钢还建立了一种难度较大的胆囊收缩素的生物测定法。

人才的培养,对开展科研至关重要。80年代我院内科胃肠组研究生虞重坚(导师为张孝骞、陈敏章，指导老师为潘国宗)，孙钢(导师为陈敏章、潘国宗)，博士研究生钱家鸣(导师为张孝骞、潘国宗)，我和北医王志均教授联合培养的(基础)博士研究生鲁立，和北医贾博琦教授联合培养的(临床)博士研究生张彤，他们的论文均和胃肠激素及受体有关。组内其他教授也分别招收了研究生，实验室从多方面招收了进修生：我组培养了15名以胃肠激素为主课题或相关课题的研究生、13名胃肠激素实验室课题进修生，接受了20次以上的短期进修或参观学习，为我国胃肠激素事业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也为我国胃肠激素及受体研究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向16省市、18家医学院校及研究院所，共33个单位提供了胃肠激素放射免疫分析所需标记物及抗血清，传授了胃肠激素放射免疫分析的经验和技术，帮助他们建立了胃肠激素放射免疫分析方法。

1987年在世界卫生组织资助和卫生部委托下,举办了第一次全国胃肠激素和受体学习班。邀请了世界著名的胃肠激素专家担任讲课和示范，介绍了胃肠激素和受体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技术，参加者有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从研究生到教授的40余名学员，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我国第一届胃肠激素学组成员。1990年，我们受胃肠激素学组的委托,和华西医科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二次全国胃肠激素和受体学习班，学习班上播放了我院编辑录制的长达120分钟的胃肠激素和受体实验技术录像带，并向全国20多家单位提供了这一录像资料。这次学习班的举办对促进了国内胃肠激素受体研究起了一定作用。

1982年至1991年底，全组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58篇。其中第一篇论文《血清胃泌素测定的临床意义》发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1982;4:358-362，作者：虞重坚,张孝骞,陈敏章,潘国宗等(胃泌素方法建立时间为1980年)。在国外权威性或著名杂志发表论文5篇。在国内一级杂志发表文章41篇，其中35篇为科研原著论文。在国内其他杂志或书刊中发表论著12篇。14篇论文在当时最高水平的国际会议上进行交流。还先后邀请国际著名的胃肠激素专家9人共16次来中国作了30多场学术报告。

1988年，我们与北京医科大学消化生理教研组(王志均教授、张席锦教授等)合作，举办了“北京国际脑-肠肽学术会议”。这次会议规模很大，与会的国内学者近300人，国外学者120人。一些有卓著历史贡献的胃肠激素学科奠基人、开拓者及该领域的国际权威学者20余人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作报告。出席会议的还有国际胃肠激素组织的绝大部分领导成员。会议论文150余篇，其中国内论文占60%，协和医院消化组被该会议接受论文共20篇，为国内首位。这次会议对我国胃肠激素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在我们的倡议下，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建立了胃肠激素学组，我担任了第一届胃肠激素学组组长。

陈元方、潘国宗、陈寿坡、周志超、孙钢等组内同行和实验室人员陆国钧、侯雪、邓捷等共同开展了《胃肠激素及其受体研究》、《胃肠激素及其受体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我们主要做了如下基础科研和临床科研工作：一是建立胃肠激素的研究方法；二是胃肠激素生理的研究；三是胃肠激素临床和病理生理研究；四是胃肠激素及其受体对肿瘤细胞生长调控作用的研究。这两个课题，于1991年和1993年分别荣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工作居国内同行业的领先水平，其中部分工作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张主任目光独具，一直站在医学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前沿。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他就看到了胃肠激素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重要性,安排我到北医王志均教授处学习。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又支持我们组内的医生出国学习，学习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学成回来后，张主任热情地为我们开展科研创造条件，培养我们，又寄希望于我们。我们在90年代能够在胃肠激素基础和临床研究上获奖，其中有张主任一直以来对胃肠激素基础和临床研究所投注的眼光、智慧和心血。

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临床科学在飞速发展，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新药、新事物不断涌现，然而新的疑难病、新的罕见病也开始向医务工作者发起新的挑战。医务工作者只有像张主任那样做人、那样做学问：有扎实、熟练、过硬的基本功，有科学的临床思维，有高度的责任心，始终站在医学科研和临床的前沿，力争一流，才能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一份让病人满意的答卷。

全心全意为病人是张主任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写于2017年12月，家人参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