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科室风采
从纽约到北京——《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译后感
时间:2014.08.04
点击数:
字体:
作者:吴东
来源:本站原创

忙活了一年,这本《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终于译完并正式出版了。回味翻译带来的点滴感悟,协和先贤们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的种种情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前尘往事,依稀如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故不揣浅陋写下自己的体会,就教于读者诸君。

历史的意义

这是一本讲述协和前世今生的史书。在华夏文明的坐标里,史书有着特殊的地位。孰曰不然,试看五千年来中国虽迭经战乱,却完整保存了自身全部的历史文献,并传诸后世,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仅历代官方编纂的二十四史就有3213卷,约4000万字的规模。传统典籍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部毋需论,其余三部之中“六经皆史”,子部和集部亦可作史料观。因此也可以说,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

话虽如此,要将历史写好却殊为不易。太史公有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方能“成一家之言”。作者才力稍有不逮,就只能写出有事实、无思想的“断烂朝报”,再不然就是凭空想象、随意编排的“戏说”文学。反之,要求一本历史著作既有春秋大义,又要引人入胜,史料、史识和史笔缺一不可。由鲍尔斯(John Z. Bowers)执笔的这部协和史,就是一部材料扎实、体例谨严,而又持论公允、流畅可读的佳构。本书时间横跨整个二十世纪,记述了协和的由来、诞生、兴盛、挫折和复兴的历程,体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欲以西方医学变革中国,最终“促进人类福祉”(toward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的努力。

西医输入中国其实很早,源头可上溯至汉代。汉朝与“大秦”(罗马帝国)经西亚地区的交流中,就有欧洲药物流入中国。《医方类聚》所引《五藏论》中提到的“底野迦”,就是由西方传入的一种鸦片制剂。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西医学大规模进入中国,还是16世纪之后的事。明朝末年以来,梵蒂冈相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包括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诸人,均通过行医为传教服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医学输入日趋活跃。作者鲍君以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主线,大处着眼,小处着墨,既有欧风美雨笼罩九州的宏大视野,也有对古老中华文明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西医东渐的长轴画卷。

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发掘史料用力甚勤,不仅查阅了洛氏档案馆(the Rockfeller Archive Center)的大量资料,还访谈了亲历协和黄金岁月的诸多学人。通过掌握第一手材料,作者提出了很多并不为人熟知的史实。例如,在洛氏正式接手之前,英国人科龄(Thomas Cochrane)创办的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f Peking)早已于1906年问世。其前身京施医院(Peking Hospital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就位于今天的东单大街附近。科龄在创业阶段,为能在北京站住脚,曾与包括慈禧在内的满清统治者及亲贵们过从甚密。为了给筹划中的协和医学堂争取经费,他还与当时的大内总管李莲英相周旋。

诞生的机缘

可贵的是,这本书不仅史料翔实,持之有故,而且作者行文生动,见解透彻。例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惜重金,在中国的古都北京建造“亚洲最好的医学院”,其动机究竟是什么?位于纽约第五大道420号的洛氏基金会,和北京校尉胡同的豫王府之间暌违万里,到底是什么力量将这两座伟大的城市联系在一起?作者从20世纪初美国的宗教复兴风潮开始讲起,通过介绍美国人民在那个时代的普遍信仰,解析了洛氏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

老洛克菲勒是一位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石油巨子,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也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韦伯(Max Weber)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崇尚节俭、诚实劳动、努力赚钱的新教精神,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在新教徒看来,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富,是上帝恩宠最有力的证明。但追本溯源,财富源于上帝和公众,并不属于任何个人。作为上帝的优秀子民,个人发家致富后,应当毫不犹豫地将财富捐献出来,帮助他人,并增进全社会的福祉,这才符合信教的教义。因此,新教伦理既强调白手创业、发家致富的奋斗精神,更赞赏千金散尽、来去无牵挂的豁达态度。用洛氏同时代钢铁大亨卡耐基的话来说:“死时家财万贯,就是死得耻辱”(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老洛克菲勒出身贫苦,虽日后显达,但始终不忘幼时母亲的教导:“人的一生只有三件事:工作、攒钱、散财”。在他看来,新教教义、资本主义和慈善精神原本就是一回事。一方面,他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赚钱不择手段;而另一方面,他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初衷从未改变。在洛氏看来,若能帮助“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走上科学进步的道路,将是自己对人类的莫大贡献。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超越文化差异的医疗卫生事业无疑是最佳切入点。

美国的民族气质也为协和诞生创造了条件。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版图快速扩张,国家实力不断提升,大大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根深蒂固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观使美国人民深信,蒙上帝恩典发现新世界(The New World)之后,自己应当继续向旧世界(The Old World)传播福音,这里的旧世界不仅指老欧洲,也包括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空前繁荣,而同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封闭落后、缺少活力、亟待振兴的古老大国。有鉴于此,美国医学界的一批顶尖人物,立志要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开拓道路。他们中有的人是被中国神秘的“东方之美”所吸引,有的是受宗教热忱的感召,还有的则是在探险精神驱使下来到中国。当时,在西方已经销声匿迹的一些疾病却仍然在中国肆虐,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因此,洛氏基金会和美国知识界精英对改造古老中国抱有极大热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洛氏基金会的灵魂人物,最早提出中国项目的格池(Frederick T. Gates)对中国的看法最具代表性:“对于我,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在一些方面很可爱。她的人民热爱和平、勤劳,并且顺从。然而他们却死抱着一个停滞的残缺文明,不熟悉西方科学,对自身富饶的地下资源全无开发,对世界唤其觉醒和进步的呼喊麻木不仁,被祖先崇拜缚住手脚。频发的饥荒几乎是其人口过剩的唯一缓解。他们对于现代医学一无所知,在无尽的疾病和饥饿中颠沛流离。”

成功的奥秘

或许读者还想知道,当年西医在中国传播的阵地很多,但北京协和医院的起点却最高,问世之初即执医界牛耳,其声名至今不坠,原因又何在?

读完本书之后,答案呼之欲出:一是雄厚的财力支持,二是彻底的科学精神。先说说财力支持。自协和筹建至1951年收归国有,洛氏基金会共计投入了4465万美元的巨额资金,至今仍是该基金会单个项目之最,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当年的4465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让我们来做个计算: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美元和黄金挂钩,以1937年为例,当时1盎司黄金约合35美元,而如今1盎司黄金却值1600美元。按这一比例估算,三十年间协和获得了相当于今天20亿美元的经费。若再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资助额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可见,协和背后站立的是当时美国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很多势单力孤的教会组织不能望其项背的。同时期在中国各地兴办了很多教会医院,但都无法达到协和的高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样巨大的支持下,协和可以按最高标准购置硬件设备,引进最优秀的教职人员,其水准不仅在亚洲遥遥领先,即使放在美国本土,与约翰•霍普金斯等名牌学府相比也不遑多让。

科学精神是另一个重要话题。本书中,作者尽量以相对客观的笔法描述了西方人对中医的看法,但并不认为中医(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属于科学范畴。这是习见的西方式傲慢。不过,平心而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医学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知识和技术不断更新,“科学医学”体系得以建立。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诸贤就主张周密地观察世界,用数学来描述运动,用逻辑来刻画事物之间的关联,用实验来证实或推翻理论,这些都成为西方科学的代表思想,也是近代西医学高歌猛进的源泉。

然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却未在中国生根发芽。与小国林立,犬牙交错的古希腊不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建立起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庞大帝国。此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一统的帝国体系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这种政治上的“早熟”,反过来限制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我们曾是诗文鼎盛、教化昌明、艺术修养极高的民族。但五千年来,治国安邦的巨大需求始终是第一要务,中国思想资源的重心始终在伦理和政治领域,而对自然科学关注甚少。这就造成古代中国虽有技术,但无科学;虽能修建万里长城,却不知微积分为何物;虽历代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却从未出过一个牛顿。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里,中国一直领跑世界,但却在近代一落千丈,沦为西方的模仿者和追赶者(李约瑟问题)。

协和没有传统的包袱。作为科学医学在中国的先行者,协和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完备的实验室和浓厚的研究风气。更重要的是,当年的协和人树立了超越功利目标、为科学而科学的献身精神。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大师级人物层出不穷。无论是放弃校长职务、回归实验室的麦可林(Franklin C. McLean),还是专注研究、对实验一丝不苟的刘士豪;无论是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仍不忘教学的林可胜,还是抱病工作、不幸殉职的“北京人”发现者步达生(Davidson Black),协和先贤们用实际行动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两相对照,我们必须承认,时至今日,中国的科学精神仍未普及,国人的科学素养仍有待提高。也可以说,只有补上这一课,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科学进步的潮流无可阻挡,我们理应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的命运

实际上,以西方为标尺,中国所缺的还不止科学精神这一堂课。晚清的严复、杨度、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发现西方兴盛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于是鼓舞民众,奋起赶超。然而,国家积贫积弱,倍受欺凌,怎样才能“救中国”?这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横亘在中国人(特别是作为民众喉舌的知识分子)的心头。在国难日蹙的残酷现实面前,富强是头等大事,而文明只能缓行一步。救亡的需求极为迫切,如何开启民智,丰富民族心灵,塑造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变成远水难解近渴的次要选项。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强压倒了文明。中国人对西方的关注,更多的是器物、技术、秩序和逐利精神,而不是权利、自由、法治和民主传统。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近代中国百年的迷茫中,传统文化不幸成为“替罪羊”。

“五四”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源在于文化落后,两千年前的孔夫子需要为今日中国的问题埋单。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客观冷静的研究不敌轰轰烈烈的运动,旧世界打碎了,新体系却不知在何方。反复折腾了几次,中国人数千年来安身立命的精神命脉被悉数摧毁。《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教授尖锐地指出,现代中国主动斩断了自己绵延千年的文化传统,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今日中国巨大的价值真空。

平心而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奋斗,中国已是今非昔比。然而,今天的我们物质丰富了,精神却迷茫了;财富迅速积累,人们却并不感到幸福;知识和信息不断增长,但社会的非理性情绪却仍然高涨;法律和规范日益完备,但中国人的暴戾之气却有增无减。文化是国家的巧实力(smart power),

民族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文化的感召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危机关乎民族的存亡,这绝非危言耸听。明末大儒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提出著名的“亡国”与“忘天下”之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中国传统价值符号里,“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亡国”不过是改朝易代,但中国文明尚在,社会根基尚在;而一旦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仁义无法发扬,人民纷争不断,即为“天下”将亡。

为了不当“亡国”奴,中国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曾前仆后继,断头流血,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为民族争取到了生存的权利。然而,起顾炎武老先生于地下,他一定会感慨,今日中国无亡国之忧,却出现了“亡天下”的危机。这是历史和我们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但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文化重建的任务是何其艰巨。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个民族同样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历史。一旦切断了自己的根脉,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如何重建承续传统、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怎样塑造心灵丰富、克己守礼、知行合一、精诚专注的现代中国人,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孜孜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当下的思考

掩卷而思,早年协和的兴衰起伏,或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较量、交流、融合的风云变幻,能够为当下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圣经《创世纪》(Genesis)第十一章有一段记述,说得是在洪水以后,人类想在一个叫巴别的地方建造一座通天塔。最初大家都用一种语言,沟通顺畅,齐心协力,工程进度很快。上帝发现了人类的企图,担心人类真的将塔修到天庭,危及上帝的权威,就搞乱了人们的语言,使大家听不懂彼此的话,最终工地上的人们四分五裂,巴别塔也成了“烂尾楼”,轰然倒塌。这个故事强调了上帝的尊严,警告了人类的骄傲,而深意是要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要实现有效沟通,需克服巨大的障碍。

“一根筋”的西方文化秉承“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理念,自己认为的好东西一定要和别人分享,上帝福音必须传播到世界。这和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截然不同。儒家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是尊重他者,有了尊重才能承认差异,才能互相学习和交流。因此,较之强调对抗和征服的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儒家“恕道”,为不同文明的对话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鲍君此书随处可见中西交流的印记,其中两个故事更是颇可玩味。

第一个慈禧太后的侄媳妇——德福晋延请科龄医治的故事。德福晋的病情需要做手术,但“男女授受不亲”却是当时不可逾越的红线,更何况对方还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实在有失观瞻。不过,能够嫁入皇室的德福晋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很快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术前德福晋先举行仪式,与科龄结为异姓兄妹。有了这一层铺垫,“兄长”再给“胞妹”施治也就无碍礼法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协和前身——京施医院的建设经过。为了给京施医院腾出地方,需要拆除当地一座火神庙。而在中国民间看来,拆庙是大逆不道的渎神行径,必遭天谴。火神庙的主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同意拆庙。不巧的是,在拆运过程中神像不慎受损,这下犯了众怒,寺庙周围的居民都诅咒住持得一场大病。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点明了结局:“最终神灵并没有应验,这位住持一直很健康,还掌管了附近胡同的另一座寺庙。”

两个故事最终都皆大欢喜,但却引人深思。作者轻松的语气,却更加凸显了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背景。西方人为彰显上帝的荣耀,挟坚船利炮的余威而来,一厢情愿地要“拯救”不信仰上帝的古老中国,但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抵制。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观点,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和接受,真的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并不等于毫无可能。在第一个故事中,强势的西方文明为了实现“本土化”,展现了入乡随俗的灵活性。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住持最终与英国教会合作,及其个人的美好结局,似乎喻示着向西方文化皈依(conversion)是一条正路。其实,这样看问题都未免片面。百川东流归大海,长时段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是必然的,不以这种方式发生,就以那种方式发生,表面的困境却孕育着未来的机缘。当年,先进的京施医院起来了,传统的火神庙消失了;人们不再对神灵祈祷,却转向新的神坻——科学索求福祉;中国人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虚妄骄傲,但也不再将西方人看作不可理喻的洪水猛兽。这些,都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作者钩沉辑佚的苦心,是想告诉我们,只有理解那个年代,才能理解协和的来之不易,才更懂得欣赏中国宫殿里西方医学的这颗璀璨明珠。

慎终追远,以史鉴今,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孕育的时代精品,协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东西方的未来是敞开的,存在多样的可能性。参考纳什(John Forbes Nash,Jr.)的论证,只要不同的个体(国家)以理性的态度和方式互相交往,在有限的策略选择中,最终总能达成一定的平衡状态,即任何个体都不能通过单方面行动增加自己的利益(纳什均衡)。是以故,在今天这个动荡纷扰的世界上,东西方仍然需扩大交流,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才能避免零和游戏,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未来。

对当代中国来说,既要努力增加物质财富,更要专注于文化建设,“两手都要硬”,才能为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不应忘记,中国文化始终有着心怀天下的世界情怀。我们的祖先曾反复强调,“仁者赞天地之化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都是值得尊敬的生活态度。在中国人看来,“天下无外”。在这样的“天下”体系中,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成员,不存在无法同化的“他者”,也不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敌,任何外在的个体都是“化”的对象而不是“征服”的对象。有了这样的胸怀,我们将为东西方的交流打开一扇新的门户。我们当然不再追求“万国来朝”的虚名,但如果不能针对性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缺陷和错误,如果不能改造三百年来主宰世界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体系,如果不能再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那我们充其量只能像近代日本一样,成为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而且是严重偏科的优等生。

因此,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协和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浓缩了翻天覆地的二十世纪。作为百年来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协和承载的时代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本身。行文至此,心潮起伏,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念奴娇•昆仑》中的名句:“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斯人已去,言犹在耳,此情此景,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