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一代名医、模范党员 永远怀念敬爱的方圻教授

       方圻同志，1920年2月15日出生于北京，籍贯安徽省定远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少年时期

       1931年至1937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38年起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及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等；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和“金钥匙奖”。1946年至1948年在天津中央医院工作，1948年5月起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内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

       方圻教授是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心脏病学的临床及研究工作。早年致力于心电图学的临床普及应用。1956 年方圻教授与吴英恺教授一道，在原解放军胸科医院基础上着手创建我国第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并担任该院首任内科主任。他在国内首先开展心脏导管检查技术，对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他还在国内最早开展风湿性心脏病的血液动力学研究，为血液动力学检测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方圻教授主要从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电生理、心血管药物等方面的研究，对各种心血管病的诊治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

燕京大学读书时期

       方圻教授是北京协和医院首批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八年制医学教育，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临床医学人才。国内众多知名心血管专家都曾获益于他的指导和教诲。主编专著4部，其中《现代内科学》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方圻教授热心医学会工作。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主编等职务。1977至1980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委员。连续三届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支持推动中国高血压联盟成立并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通过举办国际会议推动了中国高血压、冠心病防治事业的发展。

       他在7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获得了很多荣誉。1954年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三等军功”，1985年被中共北京市委和卫生部党组联合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198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4年荣获“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1995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

1941年 在北平协和医学院

       “我对病人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方圻教授说。

       “小时候，弟弟身患血友病，从一岁起就时常全身出血,我们一家老小爱莫能助,唯一盼的就是医生赶快来。”这种盼望,催生了青年方圻的医学梦。1938年，方圻考取了燕京大学医预系，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从此在协和扎根。

       1942年初，受太平洋战争影响，协和暂时关门六年。方圻辗转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完成学业，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全年级只有两位“金钥匙奖”获得者之一。1948年协和复院，方圻从天津中央医院回到协和，担任协和复院后的第一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得遇恩师张孝骞主任。遇有不懂之处前去请教张主任，张先生都要问他：“亲自看过病人了吗?对他的病史了解多少?”然后一点一滴地对着病历追问细节，直到方圻发现有哪些问题没有注意到，有哪些检查还得做为止。老一辈协和人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方圻。协和严苛的考试和对医生护士周到的后勤服务，让方圻心无旁骛地投身临床，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积累了丰厚的学养，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

       “我爱医学，我爱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在协和教导了我40多年的张孝骞先生,他给我留下了受用一辈子的座右铭:凡事要‘亲临病人’,诊断要‘如履薄冰’。”

与张孝骞教授一起研究工作

       “那时候，我们有传统的道德，觉得做一个正派的大夫就够了。”方圻说。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件小事却触动了他的灵魂。

一位年轻医生回到宿舍垂头丧气。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医生当天接了两个病人，都是常见的肺结核，他觉得从中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没兴趣。这个念头震慑了方圻：“医生和病人，究竟是谁为谁服务?是我为病人服务，不管是什么病都全心全意去治，还是病人为我服务，我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就情绪高涨，学不到就漠不关心？”

方圻教授慢慢发现，自己以前所谓的“正派的大夫”，主要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怜悯，有“恩赐”的观念，还谈不上热爱病人。在这样的心态下,对病人在感情上自然就有亲疏之分。“有一次，一位当时很有名的明星来看病，我感觉给他看病非常高兴,飘飘然的。后来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一样是在尽医生的本分吗？我给那么多人看过病，工人啊，农民啊，怎么就没有这感觉?”“还有,知识分子讲自己的病情很清楚,农村老太太却讲不出什么。可是你想想,正是这个老太太,她需要你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解释的时候,你反而不耐心了。此后,我每遇见这种病人,都在心里提醒自己注意态度。”

从那以后，方圻教授每天晚上都要静静回想“我今天有什么做得不够的地方?”几年如一日的“三省吾身”,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开始爱病人了。”

“文革”风潮席卷协和的年代，医生护士们纷纷撇下病房去“闹革命”。已升任副教授 11 年的方圻急了,主动要求管病房。他与小伙子们一样,成了“住院大夫”——理床、打饭、送药、输液、擦地板、扫厕所、端屎端尿、送病人去X光室、推死人去太平间……“这段日子下来，我和病人的感情加深了，有时候也可以休息一天半天的，按理说该放松一下了。可是一走出病房，我就不由想，这个病人发烧没有？那个病人会不会再犯心脏病？心里总是放不下。”

在70余年救死扶伤的生涯里,方圻教授经历了太多病人的生死病痛,可他的心却始终硬不起来。“我的悲喜和病人交织在一起。遇见治不了的病人,那种痛苦赶着我往前走,非找到新的办法不可。”方圻教授沉思着,额上堆起了深深的纹。“这些感受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人民服务’有别于旧道德。传统的医德告诉你要‘怎么做’，不告诉你为什么；但党的教育让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把这种精神升华了。所以，解放后出现了一批像白求恩那样的医生，是党启发了我们从医的自觉性。”

方圻教授检查患者

       一个医生,又是共产党员,他不仅要尽医生的天职——救治人体的疾病,而且还承担着救治社会疾病的任务。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外面的人可以看到医务界的色彩,医院里的人也可以辨别社会的风向。是随波逐流地做一个“好好先生”,还是挺起胸脯克尽共产党人的职责?方圻教授选择做后一种人。但这非常不容易！

一天清晨，方圻教授接了一个电话,气得全身颤抖,脸都变了色。某部门硬要他为一个外籍华人开个“诊断书”,“证明”此人为其母亲治病花了多少钱,以便他去“报帐”。而此人的母亲并未生病，也未治病。方圻教授说：“这个字我不能签,协和也从不办这种事。”对方在电话中仍然纠缠不休，说什么这样做“有好处”……。方圻教授问：“什么好处？钱吗？利吗？可以把医德和国格也当作商品出售吗？”呼的一声,他把电话挂断了。

“这太不像话了!”他通知医务处：“类似这种‘证明’,绝对不能开。天塌下来,我顶着！”

医院里遇到的这类事不胜枚举，社会上那种“关系学”的歪风也吹进病房里来,而且大都颇有来头。要抵抗这种歪风,不仅需要有勇气,而且需要有超常的勇气和正气!听任这种社会的病毒在医院蔓延吗? 不能,绝对不能,方圻教授认为,共产党员在党旗下宣誓,就是为了铲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为实现最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当年在党旗下的宣誓应该是算数的,对这贻患无穷的邪气,绝不能妥协!”   

方圻教授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别人这样做，首先自己做到，而且他早就是这样做的了。大女儿在内蒙古草原插队，一插就是六年。那期间，多少有点“门道”的人早就把儿女弄回城了。作为著名医学家的方圻教授为那么多的中央领导看过病，按说做这件事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稍稍暗示一下”就能办成。可方圻教授摇头不干。他说“那不是又多了一个‘走后门’的?”

二女儿考进了北京医学院，五年学业成绩良好，医院实习门门优秀，在一家区级医院工作。方圻教授的外国朋友、瑞士血液病学家米歇尔教授夫妇，就曾友好地要求方圻将她送到日内瓦去学习。“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孩子学成回来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方圻教授委婉地辞谢了米歇尔教授夫妇的好意。他不愿让别人把自己混同于那种利用国际友谊谋私利的人。他说：“自家的事自家办，不能麻烦别人。”后来,方萍自费去美国留学。

有些事情，看来是生活小事，但方圻教授认为,小事也表现人的品格。他常嘱咐家里人:“我们自己能办的事就自己办，实在办不到的就不办，不要轻易麻烦别人。”1984年夏天，小女儿结婚了，要利用婚假到南京去看婆家。小夫妻俩还有许多事要办，没功夫去排队买票。这事，只要方圻教授开口，铁路上的熟人就会把票送上门。可是，方圻教授却对女儿、女婿说：“你们忙你们的。我醒得早，我先去排队，等快上班时,让你们大姐来‘接力’。”第二天凌晨四点，他戴着近视镜，拿着老花镜，夹了本大厚书，去东单火车售票站排长龙阵……

就这样，多少年来，方圻教授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和关系，为自家谋取过哪怕一点点小利。面对这些往事,方圻教授淡然地说:“这很正常,我们老的保健医生都有一条无形的纪律:‘不搞特殊’。”

那么，亲友来看病呢？当然病是要看的，但是原则也是要讲的。亲友的医疗关系不在协和医院的，方圻教授大多请他们在晚上或星期天下午到自己家里去，这样既不占工作时间，又尽到了人之常情。

一个深夜，方圻教授的妹夫被送到医院来了。他曾发生过“脑血管意外”，这次因高脂肝剧痛难忍，在观察室里住了七天七夜。方圻教授每天都来看看妹夫，也看到妹妹充满焦急的脸，竟没让妹夫住院。因为,内科病房只有一张应急的机动床位，这张床位的使用，只有内科值班大夫和院医务处有决定权。方圻教授不愿以自己的地位干涉值班医生的权利。

方圻教授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