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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界】张孝骞:一师一本一世 为镜为钟为碑
时间:2017.12.29 点击数: 字体: 发布来源:健康界 作者:索思

“临床”二字大家一直在说,它的含义是什么?


在北京协和医院(下称协和)有一个被截短的听诊器,那是耄耋之年的张孝骞为了听诊的准确性而自制的,他要临近病床,弓着腰贴近患者。


“纪念”的活动一直在做,它的意义是什么?


在协和医院有一张空了三十年的椅子,张孝骞曾一直坐着,现在,哪怕没人坐了,也摆在那儿,因为曾经坐在上面的人一直被记着。


2017年,中国医生有了自己的节日,这个关乎生老病死的职业,应该被尊敬,那么未来,如何做好医生,对得起这份尊敬?


12月28日,百年协和在张孝骞教授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筑起一个梦,铭镌着大医足迹。


师患


“在患者面前,我们永远是个小学生。”张孝骞说过的这一句话包括两层含义。


一方面是对患者的态度。他的座右铭是“戒、慎、恐、惧”,这不仅源于他将心比心的思考,也是60余年从医的经验之谈。“患者以生命相托,我们如何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抱着这种服务医学的理念,张孝骞对患者讲话,从来都是用商量的口吻;在临床中,遇到问题,他也总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力求告知信息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是对疾病个体性的思考。“学医是学共性,而治病是治‘个性’。”张孝骞认为,为患者的诊治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不能满足于一次诊断,更不能认为成竹在胸,因为无论医生如何使自己的诊断符合疾病的实际状况,都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阶段病情的认识。所以,在每个他接触过的病例中,他都会因个体差异而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诊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鞭策自己每天学习。但他主张的学习,不是埋头读书,他告诫学生,不要做“看书的郎中”,而是要去观察患者病情的变化,注重临床细节问题的发现和解决。


持本


对疾病个体性的认识,使张孝骞格外重视临床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养成坚持用“小本本”记录疑难病例的习惯。


有一天,马寅初的夫人来协和看病,她主诉的症状是“一感冒就休克”,很多医生对此都无能为力,但张孝骞却道出病因——严重出血性休克后的垂体坏死。原来,他在接诊后,联想到他的“小本本”上,记录了30年前马寅初夫人曾发生临产大出血的情况,他将二者联系起来,得出推断。张孝骞的学生、协和消化内科教授鲁重美回忆,老师的记录是用寥寥数语抓住疾病的核心部分,所以即使他到晚年,在右眼出现视网膜色素变性、左眼患白内障的情况下,他每次查房时都要通过扩瞳提升视力,为了能记录他的“小本本”,对患者负责。


“建立诊断时,切忌思想僵化。”张孝骞认为,在诊疗的过程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要直接接受已经拟定的诊断,也不要被习以为常的认知束缚。“好奇心将促使我们去追究现象背面的本质,然而,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正是在这种敢于怀疑那些看来似乎成熟的老概念,突破局限,挑战过去的过程中,他带领协和人获得了科学发现和创新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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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力在协和逐渐形成中国医学界有口皆碑的疑难病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


1981年,患者唐剑来到协和,被张孝骞首诊提出克罗恩病的可能。在后来的岁月里,唐剑在生命的边缘被协和的这种多学科协作诊疗一次又一次拉了回来。据不完全统计,36年中,参与唐剑救治的学科有30个,医生有260名,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在病案中没有署名的护士和技术人员。


这种由张孝骞、曾宪九等协和大家,从上世纪70年代在全国率先开始探索和实践的疑难病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经过40年代的传承和发展,至今已成为协和解决疑难重症的铺路石。


“这种精神在北京协和医院得到了传承,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指出,她希望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都要以张孝骞教授为榜样,投身健康中国建设,做推动医改的主力军。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赵玉沛表示,“张孝骞的精神已成为协和人共有的文化基因,激励和鞭策当代协和人,在迎接百年协和的新征程中,向世界一流医院目标迈进。”


在1919年出版的《新湖南》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有一篇名为《公共卫生设施之程序》的文章,作者正是22岁的张孝骞。近一百年过去,他当年的主张,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医者,外治肌骨,内驯五脏,袪疾患,消病痛,以精专之术救死扶伤,此为妙手仁心。


医者,上循天道,下探良方,扬善义,慰人情,以公共立场济世安民,此为杏林之侠。


世有良医,天下之福,幸甚至哉,幸甚至哉!